首页 > 图书产品 > 图书详情

上海教育史 第一卷 古代——一九一一

王伦信   绘:   译:  

  • 开本:16
  • 页数:425
  • 出版时间:2016-12
  • 书号:978-7-5444-7305-7
  • 定价:125.00
  • 丛书:
  • 品牌:
内容简介
目 录
浏览全部
编辑推荐

如果将上海教育放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图景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上海教育发展的独特性: 起步较晚而发展迅速,初始微小而不断壮大,表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面貌。

上海教育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宋代兴学前、宋代兴学后、近代开埠以来。在第一个阶段,上海教育远逊于中原各省,也不及湖广、巴蜀、闽赣诸地区;在第二个阶段,随着江浙地区教育的崛起,上海教育也颇有起色,尤其是在这一阶段后期(明清时期),虽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难称优势,却已不显逊色;到第三阶段,即开埠进入近代社会后,上海教育迅速发展起来而成为全国翘楚。可谓其兴也迟、也微,其成也速、也盛。

相比较而言,古代上海是中国教育的后来者,“后起之秀”可以作为对上海古代教育的概括。
虽然考古发掘证明,6000多年前在今松江、青浦一带就有先民生息繁衍,但包括今天上海行政区全境的上海地区成陆较晚,最迟的区域于千年中方始形成,文化根底自然有欠深厚。人们说起上海古代教育的历史,往往会列举到南宋嘉定间上海地区青浦和嘉定的兴学,以之为上海兴学之始。上海兴学虽晚,但上海教育(甚至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早远的年代。如三国魏晋时代,吴郡吴县华亭(今松江区)陆氏家族人才辈出: 三国吴名将陆逊、陆抗父子,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三国吴名将、陆逊族子陆凯等。尤其是陆机、陆云兄弟文才倾动京城洛阳,时称“二陆”。百多年间,一个家族代有英才,如果当地没有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实在难以想象。只是有关的历史记载十分缺乏,使我们对上海教育历史的第一阶段所知甚少。如,当西周实施“六艺”教育时,当春秋战国诸子展开争鸣而奠定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基础时,当西汉建立太学实施读经教育时,当隋唐建立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时,上海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这些都因文献不足而难言其详。而上海古代教育的难以确考本身,确也反映出当时上海教育的相对落后状况。

上海教育进入第二个阶段后逐渐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据文献记载,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兴学是在宋元时期。因农业、盐业、渔业、手工业、商业和江海漕运的发展,上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和行政地位迅速提升。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始设上海务以征收酒税,南宋末设市舶提举司以管理海上贸易,咸淳间(1265—1274)设上海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乃建上海县。于是,教育事业也因势而发。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建华亭县学,到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又建嘉定县学,是为上海地区较早的县学。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松江府,华亭县学升格为府学。崇明县于南宋嘉熙中(1237—1240)建书堂,元初改为州学,明初复改县学。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青龙镇学创立;咸淳间上海人唐时措、唐时拱兄弟捐资兴建古修堂,实为上海镇学,上海建县后又升格为上海县学。上海地区记载最早的书院是创建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的天赐书堂,宋代所建书院尚有九峰书院(松江)、北府书院(嘉定)、白社书院和孔宅书院(青浦);元代则先后建有西湖书院、石洞书院、燕居书院(松江)、清忠书院(青浦)、三沙书院(崇明)。

之后的明清两代,因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上海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商业繁荣,贸易繁盛,城市发达,社会发展,文化繁兴,上海地区的官私学校也更上层楼。上海地区先是明代建起金山卫学、青浦县学,清代建起南汇县学、宝山庙学、奉贤县学、金山县学,县学建设齐备;明代新建书院8所,清代兴建书院更是多达52所,分布在上海地区十县。由此形成上海古代第二次大规模兴学。从官私学校的数量和分布看,当时的上海地区已经不逊于全国任何其他地区,这就成为上海古代教育发展的物质保障。尤其是上海地区还形成了西南部以华亭(松江)为代表、西北部以嘉定为代表、东部以上海为代表的三个文化教育优势区域,很是引人瞩目。即以传统中国衡量地区人文教化水平的科第获取为例,明代始有上海地区士人状元及第,共3人,都为华亭人;清代则有4位,华亭1人,嘉定3人。据清人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上海县志》载,明代自洪武三年(137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150科,上海县取中进士195人;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间的111科考试,上海县取中进士72人。尽管所截取中进士数未必确切,但可以想见的是上海地区明清时期文化教育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事实,而这又成为进入近代社会后上海得以迅速发展的传统文化资源。

上海教育真正令世人瞩目是在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上海开埠起,上海教育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型和加速发展,即从古代教育转而为近代教育,又进而开始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在一个半世纪中,上海从一个教育并不占优势的区域迅速崛起为一个教育强势发展的区域,并常常扮演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角色,事实上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缩影。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上海堪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教育思想的策源地、教育探索的园地、教育交流的窗口。在取得成果后,上海教育又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

上海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实施近代教育以来的15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发展不断向教育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上海也总是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对,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每每有开风气之举,不断创造着教育上的“第一”,事实上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出于求强的目的和应对外交的需要,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和教育的起始。次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准仿同文馆例创办上海广方言馆,成为在中央政府之外最早的地方政府官办新式学校。1864年广州同文馆在广州开设,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在福州创办,等等。30多年里,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30余所洋务学堂,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波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

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是一所兼采西方学校制度和中国传统学校之法办理的近代小学,1886年改名梅溪书院,民国后改为梅溪高等小学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实施普通教育的新式小学,在专重外文、军事和科技教育的洋务运动时期,尤显其价值。1918年学校40周年校庆时,黄炎培曾给予高度评价:“吾国教育上海发达最早,而上海小学梅溪实开其先。”

甲午战争之后,受维新派兴学启蒙、启蒙救国思想的影响,上海地区在19世纪末兴办新式学校成绩卓著。继1895年10月创办天津中西学堂之后,盛宣怀于1896年奏请创办上海南洋公学,陆续建起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在一所学校中形成了完整的学校体系,象征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孕育,而其最早办起的师范院也是中国师范教育的肇始。1898年5月,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是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兴办社会化女子教育机构的风气,而与维新教育倡导女学思想相呼应,也直接引发20世纪初全国范围的办女学热潮,1902年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塾和爱国女学也为其中出色代表。由此又促成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教育在法律上予以认定,标志着中国教育取得巨大进步。

进入20世纪后,上海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清末“新政”时期,上海教育的发展除了兴办新式学校之外,还表现为近代社会的教育事业取得多方面成就。1901年,罗振玉发起创办《教育世界》,是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成为传播西方教育的窗口,通过介绍西方的教育制度、学科、教材、思想、理论,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建立起了启蒙作用。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本以出版《英华初阶》《英华进阶》两种英文课本而享誉沪上,1902年适应兴办新式学校的形势,从出版杜亚泉主编的蒙学课本《文学初阶》起,开始系统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校各学科、各年级教科书,成为兴学初期中国新式教材出版重镇。早在1896年,钟天纬、张焕纶等人就发起建立教育社团性质的组织——申江雅集,之后又先后成立中国教育会、沪学会、群学会等。1905年江苏学务总会成立,次年改为江苏教育总会,选举张謇为会长,以上海为总会所在地,分设事务所于江宁、苏州两地,是为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省级教育社团,对清末民初上海、江苏乃至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推进作用极大。教育刊物、教育出版和教育社团的兴废存无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些方面,上海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20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力以赴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然而,由于底子薄,学校容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劳动人民子女的入学需要。时任上海市东中学校长的吕型伟创造出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即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每周有2天全天上课,另4天,半天上课半天活动,既用足了校舍,也能保证教学质量。这一做法迅速在上海推广,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近1/3的学生。之后,这种“两部制”成为上海和全国很多地区中小学校普遍采用的办学方式,沿用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要求改革教育体制,以解决教育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问题。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在中央支持下,率先开展了中小学校课程和教材改革,中国教育几十年来“一纲一本”的状况开始被打破,为根据本地情形编制课程、编写教材作出了探索,提供了经验。与之相联系,上海又向中央政府争取到高考自主命题考试权,几十年来“全国一张卷”的局面也被打破。之后,自主命题的省份逐年增加,至今,全国已有过半省市、自治区实行高考自主命题。

上海是教育思想的策源地

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变革是一个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国人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教育经验不断被颠覆,这是一个教育观念需要不断更新的过程。因此,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必然伴随着认识、观念和思想的重新调整、建设或者启蒙。而上海,每每在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都能够提出反映改革大势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成为新教育思想的策源地。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作为一次教育改革,开始在学习西方教育方面取得突破,但“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下坚持不改变君主专制统治的立场,极大地限制了改革的程度。19世纪70—90年代,中国新知识界形成了早期改良派群体,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等革新主张,对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有直接影响。其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都长期生活在上海,其著作如《校邠庐抗议》《韬园文录外编》《盛世危言》等,不少都写于上海,出版于上海。

20世纪初,上海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重要思想阵地。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观点,强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并提出“先革命,后教育”的主张。同年,留日学生邹容在上海写成《革命军》一书,倡言革命,并专列一章“革命与教育”,指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今日之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这些思想成为革命派推翻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教育纲领。

辛亥革命后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上海在教育思想的解放方面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堪称新教育思想的策源地。1913年教育家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中国办新教育几十年、办新学堂十年来教育脱离实际、学校脱离生活的弊端提出批评,倡导切合实用的教育,建议改革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由此开了一个世纪中国中小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先声,也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校教育转型的思想先导。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阵地。直至1916年末《新青年》杂志迁北京,其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抨击封建专制教育和“尊孔复辟”的教育逆流,其中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如同檄文,讨伐了旧思想、旧文化和旧教育,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唤醒了一代人的思想觉悟,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为20世纪20年代以科学、民主为追求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的兴起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成为之后百年里教育思想解放的历史资源。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制定政治、组织等方面纲领的同时,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纲领及方针、政策,而对这种新型教育需要作理论上的阐释;同时,当时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存在各种歧见,也相应地存在关于教育的不同看法。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杨贤江在上海凭借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等平台,在指导青年、参与论战的过程中思考教育理论问题,于1928年在日本避难时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教育历史的著作《教育史ABC》,1930年又在上海撰成中国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教育原理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历史与未来作了系统阐述,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人成为教育的新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吕型伟提出“第二课堂”的概念,主张培养学生不能局限在课堂内,还要重视课外的各种活动和影响对学生的作用。1983年他发表《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一文,后又发表《再论两个渠道》,强调改善课堂教学,扩展课外活动,两个渠道并举,引发从上海市到全国、从理论界到实践界的广泛争论,极大地推动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是统一的,学生念一样的书,考一样的题,谓之“一纲一本”。针对统得过死的状况,吕型伟又提出“多纲多本”的主张,以适应中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再次引起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一纲多本”的共识,即兼顾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自主。如今,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所有这些改革,都导因于上海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开放与创新。

上海是教育探索的园地

在经过最初的简单模仿之后,中国的教育先行者们认识到,“他山之石”只有进行本土转化才能尽其效用;同时,要建设中国自身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更有必要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就需要进行试验性的教育实践。近代以来,上海教育发展的又一特点是主动开展教育试验,产生出不少影响全国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使上海成为教育探索的园地。

1913年,黄炎培提出“学校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后,即尝试在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开展改革。经过考察皖、浙、赣、鲁、冀、京、津等地教育,遍访美国25座城市50多所学校,黄炎培提出,改变中国“教育与社会脱节,求学与服务脱节”的最有效途径是发展职业教育。于是,191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又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开始职业教育探索,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普通学校办职业科、小学进行职业陶冶、初中进行职业指导、高中设职业分科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20年代中期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富、政、教合一”的农村职业教育思路,成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表率。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引进和实验美国新教学法和教育研究方法的热潮,上海开风气之先。1921年,上海的《教育杂志》等连续介绍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Helen Huss Parkhurst)所创的道尔顿制;1922年秋,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学部在舒新城等人主持下率先试行道尔顿制,在国文和社会常识两科先行实验。随之,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校也纷纷尝试,一度声势浩大。之后舒新城出版《道尔顿制概况》等书,指出道尔顿制的优点,强调其“精神可取,方法不一定完全照搬”。1924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主持东南大学附中实验的廖世承所撰《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更为客观地评价了道尔顿制,并指出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也不可轻易否定。这是典型的通过实验检验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案例,而上海则提供了实验的园地和发表实验成果的园地。
在将上海作为教育实验园地,持续多年进行教育探索,最终形成和发展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中,陶行知堪称典型。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即在上海引介杜威教育思想和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31年他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即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普及科学知识,丰富了生活教育思想;1932年在上海宝山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在北新泾创办晨更工学团,之后又办起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等,在此过程中提出改革传统教育目的、教育场所、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获知方式的“小先生制”,极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1934年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生活教育》杂志,介绍和推广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36年发起国难教育,倡导教育与国家危亡相联系,促进了生活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发展。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是在南京晓庄,而其发展成熟则离不开上海,上海提供了试验生活教育的宽广舞台。

在人民共和国不同历史时期都贡献出教育改革成果,不仅影响上海教育,而且对全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段力佩与上海市育才中学逾半个世纪的教育改革探索。1959年,针对之前“教育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中央提出“调整、整顿、发展、提高”的方针,要求“以教学为主”,60年代初又制定了“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作为办学依据,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教师尤其是学生负担过重。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着手与教师一起尝试改革教学方法,形成“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经验”,教师教得活泼,学生学得主动。“育才经验”被中宣部、教育部树为教改的一面旗帜,广为传播,影响全国。“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针对当时学生文化知识水平低下的实际,段力佩先提出培养读书习惯的“读读”要求,继而提出发展思维的“议议”环节,进而要求通过“练练、讲讲”加深理解和巩固所学,这就形成了“读读、议议、练练、讲讲”的“八字教学法”,即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法。在80年代,新的育才经验再一次影响全国。进而,学校又开展了“多样课程,大小课时”“统编为主,自编为辅”“寓考于平时”“男拳女舞”等涉及学校教育、课程、教材方面的改革。在此基础上,90年代段力佩又提出“自治自理,自学自创,自觉体锻”的“三自”育人思想,成为新的办学特色。育才中学的教改历程堪称上海教育探索的缩影。

上海是教育交流的窗口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总体上是一个在外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教育变革过程,建设新式教育在民族文化传统中不易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源,通常需要取法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学习国外教育经验,先后经历了学欧、学美、学苏和全面学习等阶段。而上海始终站在学习的前沿,将引进的国外先进教育经验先加以消化吸收,继而传播到各地,事实上成为中外教育交流、各地教育交流的窗口。

1872年8月11日,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上海是出发地。为实现容闳提出的这一造才计划,曾国藩特建议将幼童出洋留学管理机构“幼童出洋肄业局”设在风气更为开放的上海,并附设预备学校。从上海先后成行四批留美幼童共120人。之后,在《马关条约》后出现的留日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留学美国、法国和欧洲的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留美高潮中,上海都是留学生集群出发之地。上海是中国学人走向世界的码头。

1901年,《教育世界》在上海创办,当年的第九、十、十一号上连载了日本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使这本书成为第一本从日文翻译进中国的教育学理论著作。1902年,杂志继续连载了另外两种日本学者教育学著作的中译。之后,各地刊物刊载的日本学者的教育论著纷至沓来。1902年,上海文明编译印书局出版天眼铃木力著、张肇熊译的《教育新论》,是为所见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出版。1903年,又有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局两种、上海的会文学社三种、广智书局一种出版。之后,各地书局出版教育学著作愈见其多。1904年1月所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其中的经学科大学各学门的课程表中都列有“中外教育史”一门课,在对这门课的说明中特地写道:“中外教育史(上海近有《中国教育史》刻本,宜斟酌采用)。”可见,在最初以日本为中介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上海实是一鞭先着。

与此同时,上海的教育实践界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据赵宪初回忆,1901年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办之初,设施多仿效西洋与东洋,制度方面引进日本更多些,如星期几的叫法,还有就是唱歌的简谱。学校的教师沈叔逵(笔名沈心工)引进简谱,还以“独览梅花扫腊雪”七个字来指唱“1234567”七个音符。沈心工所编的唱歌集在江浙和全国风行一时,推进了音乐简谱的普及。1909年初,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总会派遣龙门师范教员杨保恒、浦东中学教员兼附小主任俞子夷、通州师范学生周维城赴日考察单级小学编制及各种教学方法,回国后举办了两届单级教授练习所。首届学员来自江苏省内,第二届学员来自苏、浙、皖、豫、闽、赣、湘、桂多省。在此过程中,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也传播开来。为推广新教授法,上海的一些教育杂志和出版社纷纷举办有奖教案征集评比。1909年《教育杂志》先后举行了两期教案评比,获一、二等奖的教案都是以“五段教学法”为方法依据。影响了中国农村中小学半个多世纪的单级教学制度、影响了中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程序的“五段教学法”,就这样从上海走向全国。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发生了重要转型,从取法欧、日转为学习美国,从简单模仿转为在借鉴中自主探索,这一转变的发生与上海关系紧密。由于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中国留美学生的推动,20年代中国引进美国教育理论的力度增大,不仅引介了大量教育论著,且直接邀请美国和欧洲学者来华考察、讲学和指导。据统计,从1919年5月杜威(John Dewey)来访到1931年2月文纳特卡制的创始人华虚朋(Carleton Wolsey Washburne)来访,共有11批美欧重要学者和团体访华,他们几乎都将上海作为访华首站。尤其是他们的学说和在华讲演等,也多在上海的报刊发表,或在上海出版。如杜威在上海发表了其在华的首次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早在杜威来华前,上海的《教育杂志》即连续刊登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文章。1919年初创刊的《新教育》不仅连续三期刊发相关文章,且赶在杜威到访前出刊“杜威专号”,刊发胡适、蒋梦麟等人文章,系统介绍杜威的教育理论。杜威在南京的三个演讲由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为《杜威三大讲演》,商务印书馆等也出版了其《平民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等著作,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编辑出版了《杜威在华演讲集》。可以说,上海是传播西方当代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前沿。

上海教育的区域文化特质

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海教育为什么会越走越强,在全国独树一帜?有说是得益于上海所处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经济崛起的得天独厚,也有说是得益于近代上海的开埠而尽享天风海雨,还有说是得益于上海人和上海文化的独特,即包容、务实、灵活等。所言多是事实。但问题是: 明清时期迅速崛起的江南地区更有苏州、杭州这样一些经济、文化地位长期以来远在上海之上的传统优势城市,为什么上海会后来居上?近代中国被迫次第开埠的城市口岸不独上海一处,从南到北的广州、福州、宁波、青岛、天津、大连都濒海临江,地理条件不相上下,为什么历史会更垂青上海?其实,是上海独一无二的区域文化特质在上海教育的崛起中发挥了内因性作用。

上海文化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人们常以“海派文化”名之。海派文化的特质,人们多指出在于它的包容性。既能包容,也就造成多元,称上海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并不为过。但也必须指出,海派文化的特质尤其在于它的边缘性。既是边缘,就意味着它远离核心文化区,甚至远离所在文化区域的中心,也意味着它处在不同文化的接壤、交汇、融合之地,甚至意味着它的区域文化归属的不明确,这也就造成上海地区持续而频繁的不同文化的流入流出状态,于是就造成上海的文化精神较少框框、较为务实、较为灵活、自行其是等特点,而这一切,不又都可以导致上海文化的包容、多元和开放吗?

上海文化的边缘性导因于上海地理位置的边缘。历史上,上海地区的行政归属大致有三种,即北属吴,南属越,西属楚。春秋战国时期,或是吴越在此对峙,或又先后归属吴、越、楚,说明上海在这些诸侯国的版图上均非核心区域;秦时属会稽郡,为其东北边缘;西汉为楚国、荆国、吴国所有;东汉分会稽郡为浙东、浙西,浙西为吴郡,上海属吴郡;三国时上海属东吴郡;隋时上海地区分属吴州和杭州;唐天宝十载(751年)合昆山、嘉兴、海盐各一部置华亭县,从传统区域归属看,昆山北属,嘉兴、海盐南属;五代十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归属更是极其复杂多变……所以,上海一直处在江(吴)浙(越)两区域的交界处,北部,远受淮扬、近受苏锡常区域文化辐射;南部,远受宁绍、近受杭嘉湖区域文化影响;西部,溯江而上,与皖鄂区域文化遥相联络;东部,到近代又受异域文化的波及,文化的边缘性可想而知。在中国历史上,河洛、齐鲁、三晋、三秦诸处于中国腹地的文化区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湖湘、巴蜀相对边缘,而吴越、闽粤更为边缘。古代上海地区既远离中原,又非吴非越,也就是双重的边缘化了。再以上海城而言,又是处在上海地区的边缘,上海属松江府,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松江,又可以说是边缘的边缘了。由此造成上海文化善于吸纳、包容、多元、务实等特质。当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各区域文化频繁集聚,上海自然就会一如既往地对待,从善如流,纳新存异,并不断地进行文化的自我更新,就像历史上多次重复过的过程那样。

迨至近代,上海文化的边缘性又多了一层含义,即当上海开埠,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而在上海形成英、美、法租界,西方文化也渐次侵润进上海地区,将西方近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带来上海,予以逼真再现。于是,隔着重重大洋,上海又成为欧美文化的边缘区。尤其是当上海的租界势力日益强大,逐渐演变为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在上海城市范围内就形成华界、公共(英美)租界和法租界三个治理区域以及事实上的三个政府。这就使上海地区的文化更加呈现难以归属的边缘而又多元的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对上海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和十分复杂的影响。上海在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文化特质表现在教育上,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领跑者。

首先,是示范效应。上海城市人群非常容易接受并效仿新鲜事物,进而形成一套自己的做法和样式,又成为对他人的示范。上海开埠后,包括商人、传教士在内的大量西方人进入上海,也将西方一系列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带来上海,希望在上海营造一个无异于其故土的生活环境,学校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到末年的半个多世纪里,上海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学校体系。这些学校以新颖的校舍、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活动仪式等打开了国人眼界,并令国人逐渐体会到其有益,从而接受、崇尚甚而主动仿效。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创办裨文女塾,是为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1851年,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创办文纪女塾;186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夫妇开办清心女塾;1881年,裨文、文纪两女校合并为圣玛利亚女校;1892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海淑德等发起创办中西女塾……女子学校接二连三地开办,这样的办学实践自然会对中国人产生示范性影响,国人所办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务本女塾诞生在上海并非偶然。1852年,西班牙建筑雕塑家范廷佐(Jean Ferrer)在土山湾孤儿院创立土山湾画馆,从孤儿院中挑选学生学习西洋雕塑、绘画,以培养宗教艺术人才。这是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习机构,1907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美术教科书。1912年,该画馆的毕业生张聿光、丁悚(漫画家丁聪之父)和刘海粟等人共同创办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亲身感受到西方新式教育的优越性,主动地仿效和追求,成为上海人的自觉行动,开风气之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第二,是即时效应。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学习表现得十分敏感、迅速,追求时尚成为上海城市的风气。将西方国家的最新发明创造引入上海,最初是从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开始的。当西方国家有了电灯,上海马上就有了电话、电报乃至服装、时尚……无不如此。影响所及,也逐渐养成上海人喜好追逐新鲜事物的习惯,并从关注日常生活发展到关注文化教育。西方国家出现的教育新创,时隔未几,就会出现在上海,几乎可称同步,是所谓即时效应。1918年,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设计教学法。当实验还在进行中时,体现“设计”理念的一些教学法探索就已经在上海、南京等地一些小学里进行。如在1917年前,上海的万竹小学、江苏省一师附小、南京高师附小等校就开展了“联络教材”的教学改革试验。当1919年俞子夷在南京高师附小正式开始设计教学法试验后,上海也是积极试验的重点地区。1920年,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试验一种个别教学方法,即道尔顿制,1921年,《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就刊文予以介绍。1922年10月,舒新城在中国公学中学部率先开展道尔顿制试验,由此影响全国。而此时,距道尔顿制在美国正式问世也只两年多。尽管后来上海的舒新城和南京的廖世承都对各自的道尔顿制试验作了反思,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也都对骤然而起的“道尔顿制热”提出批评,但对国际最新教育发展动态几乎是同步作出学习和引进的反应,确实表现出上海教育一种特别的敏感,这也成为上海教育求新求变、勇为人先的原因。

第三,是间离效应。作为历史地形成的五方杂处之地,上海的城市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本就有一种间离效应,即不同籍贯、区域、文化、民族的个体和人群可以在此共处,自行其是而能相安无事。尤其是在相对独立的租界治理格局形成之后,一国之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治权,这就更加造成了社会的间离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成了产生新思想、新事物的有利空间。对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代表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都是通过上海租界的报刊发表对政府和社会改革的意见,他们关于改科举、采西学、兴学校、育人才的主张,在清政府地方当局和一些思想保守者眼里颇显得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却能在租界报刊上发表,不仅见容于上海特殊的环境,且能广为流传,对民众产生启蒙影响。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革命教育活动同样得益于上海特殊的城市空间环境。蔡元培等人通过集会、演说、刊文宣传革命教育,通过组织教育会和学校培养革命人才,只是多次被租界当局传讯;邹容、章太炎等人刊文抨击专制教育,酿成《苏报》案,虽因清政府压力而被判刑,却未致杀身。20年代恽代英、杨贤江在上海著文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宣传革命的青年教育,也都与当时相对松动而并非“铁板一块”的社会环境有关。正是这种因间离而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成为新教育思想和教育新事物得以产生和生存的理想土壤。

第四,是辐射效应。上海作为商业城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又四散开去;尤其是开埠后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上海城市的流动性与旧时不可同日而语。城市流动性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信息量的急剧增加,这使上海事实上成为一个信息“高地”。近代以来,有关教育的新信息不断地从海外汇聚于上海,又向上海周边地区乃至距离更远的内地发散出去,即为辐射效应。明代,西方科技知识就已经在上海传播,大学士上海人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等西方科学书籍。在中断传播西方文化200多年后,1843年上海第一个翻译西书的机构墨海书馆成立,之后又有美华书馆(186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年)、格致汇编社(1876年)、益智书会(1877年)、广学会(1887年)等译书机构出现,它们大多译介科技西书,也翻译西方史地、时政书籍。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等书统计,在20世纪之前,全国总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556种,上海就有434种,占77.4%。这其中,有299种是自然科学书籍,很多学科是第一次引入中国,如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使这部古希腊数学名著的中译本得以完帙,《代微积拾级》第一次引入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正因为上海引进西学书籍屡屡开新,也就难怪《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关于课程的说明中,会向学校推荐上海各书馆出版的教材了。上海教育辐射效应的事例不胜枚举,而辐射效应又反过来推动上海教育的不断开放、探索和求新,继续着先行之路。

民国初年,上海人姚公鹤曾说过:“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其所谓社会中心,是指社会活动、文化活动而言。100多年过去了,上海在中国的发展中贡献颇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可圈可点之处亦复不少,尤其是在教育的整体改革和发展方面,更是深得世人首肯。上海教育的表现是与上海显得“另类”的文化互为表里的。

由于迄今未见有完整的上海教育历史著述,本书可称草创之作。全书分为四卷,尝试展现一部相对完整的上海教育历史。论述的时段始于远古,终于2002年。未将上海教育的历史书写至当下的缘由,是希望让历史有一些沉淀,让还在进展的事业有一个相对的结果,可能会更容易把握和评说。四卷的分段: 第一卷为古代至辛亥革命,第二卷为民国建立至1949年,第三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6年,第四卷为1976年至2002年,分别由王伦信、黄书光、蒋纯焦、金忠明负责编写。原计划古代部分单独成卷,但因史料不足的缘故,单独成卷显得与其他四卷相比篇幅失衡,遂将古代部分合并于第一卷。四卷书的内容安排似乎显出我们对上海教育历史的把握有些厚古薄今,但这确实可以反映上海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形。

十分感谢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张伟江教授!感谢他在任时独具学术眼光地提出研究和撰写上海教育史的意见,并通过有关管理部门专门为此书的撰写立项。我们曾经多次访问他,听取他对项目工作的意见,而学者出身的他,虽然早年所学专业既非教育,也非历史,却每每能够对此书的研究和撰写说出切中要害之语。如: 考虑到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历史的不同情形,尤其是去时未远的人民共和国上海教育的历史,事未竟,人尚在,把握、评说确有不易和不便处。针对我们的困惑,他提出了一条对我们的工作影响至深的建议: 越古远,越像史;越近前,越似志。这就启发我们灵活地确定和把握了各卷的编写原则。之后,他虽离开教委主任岗位,却始终关心我们的工作,不时垂询。可以说,没有他的多方关照,就不会有此书的问世。事实上,我们始终也是将他视为课题组的一员。

十分感谢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上海教育史志办负责人赵关忠老师!由于他的信任,我们才荣幸地获得编写《上海教育史》的重要任务。在之后几年里,赵老师时时督促,处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条件和保障,而他的热情鼓励则成为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动力。尤其需要记住的是,由于他对上海教育的人与事的谙熟,常常给予我们的写作以精到的指点,如果不是他,我们还不知会有多少外行之语!

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袁正守老师!由于她的信任和坚持,《上海教育史》得以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立项,还给予我们以项目资助,使我们的研究和撰写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资深编辑黄强华老师!本书因篇幅较大,费时过长,前期的编辑工作都是由他精心在做,对我们督促、帮助良多。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袁彬老师!本书后二卷因事关当代,所牵涉的人与事颇多敏感之处,编辑、审读、修改也就颇多周折,由于她的耐心、细致和周到,使书中诸多问题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先后承担编辑工作的还有南钢和周晟老师,没有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上海教育史》。

《上海教育史》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育史教研室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各位同仁不计得失,尽心尽力,为上海教育留下了一份可览、可学、可鉴的历史记录,也留下了一份同事合作的美好记忆和珍贵纪念。谢谢大家!

尽管我们自以为本书的写作是尽心的,但不当、不周、不确、不是之处一定还会存在,如果读者、方家、前辈能不吝赐教,那就是我们的幸运了!在此,先致谢忱!


杜成宪
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2013年10月初稿, 2014年4月二稿, 6月改定

浏览全部
前 言
浏览全部
作者简介

精彩书摘

浏览全部
精彩书摘
书 评

相关推荐

  • 甲子缘——徐汇区上海幼儿园2009-2018年成果汇编

    甲子缘——徐汇区上海幼儿园2009-2018年成果汇编

  • 中学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创生与设计研究

    中学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创生与设计研究

  • 学做课例研究:一个小学科学教研员的笔记

    学做课例研究:一个小学科学教研员的笔记

  • 重塑自信:PISA视域下职校生素养的国际比较与测量

    重塑自信:PISA视域下职校生素养的国际比较与测量

  • 中国智慧

    中国智慧

友情链接: 易文网  

联系我们 images/jiantou.png

版权所有: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网站备案号 沪ICP备17045211号

 扫码关注微信

images/QR_cod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