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上海教育放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图景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上海教育发展的独特性：起步较晚而发展迅速，初始微小而不断壮大，表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面貌。
上海教育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宋代兴学前、宋代兴学后、近代开埠以来。在第一个阶段，上海教育远逊于中原各省，也不及湖广、巴蜀、闽赣诸地区；在第二个阶段，随着江浙地区教育的崛起，上海教育也颇有起色，尤其是在这一阶段后期（明清时期），虽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难称优势，却已不显逊色；到第三阶段，即开埠进入近代社会后，上海教育迅速发展起来而成为全国翘楚。可谓其兴也迟、也微，其成也速、也盛。
相比较而言，古代上海是中国教育的后来者，“后起之秀”可以作为对上海古代教育的概括。虽然考古发掘证明，6 000多年前在今松江、青浦一带就有先民生息繁衍，但包括今天上海行政区全境的上海地区成陆较晚，最迟的区域于千年中方始形成，文化根底自然有欠深厚。人们说起上海古代教育的历史，往往会列举到南宋嘉定年间上海地区青浦和嘉定的兴学，以之为上海兴学之始。上海兴学虽晚，但上海教育（甚至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早远的年代。如三国魏晋时代，吴郡吴县华亭（今松江区）陆氏家族人才辈出：三国吴名将陆逊、陆抗父子，三国吴名将、陆逊族子陆凯，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等。尤其是陆机、陆云兄弟文才倾动京城洛阳，时称“二陆”。百多年间，一个家族代有英才，如果当地没有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实在难以想象。只是有关的历史记载十分缺乏，使我们对上海教育历史的第一阶段所知甚少。如，当西周实施“六艺”教育时，当春秋战国诸子展开争鸣而奠定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基础时，当西汉建立太学实施读经教育时，当隋唐建立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时，上海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这些都因文献不足而难言其详。而上海古代教育的难以确考本身，确也反映出当时上海教育的相对落后状况。
上海教育进入第二个阶段后逐渐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据文献记载，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兴学是在宋元时期。因农业、盐业、渔业、手工业、商业和江海漕运的发展，上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和行政地位迅速提升。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始设上海务以征收酒税，南宋末设市舶分司以管理海上贸易，咸淳年间（1265—1274）设上海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乃建上海县。于是，教育事业也因势而发。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建华亭县学，到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又建嘉定县学，是为上海地区较早的县学。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松江府，华亭县学升格为府学。崇明县于嘉熙（1237—1240）中建书堂，元初改为州学，明初复改县学。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青龙镇学创立；咸淳间上海人唐时措、唐时拱兄弟捐资兴建古修堂，实为上海镇学，上海建县后又升格为上海县学。上海地区记载最早的书院是创建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的天赐书堂，宋代所建书院尚有九峰书院（松江）、北府书院（嘉定）、白社书院和孔宅书院（青浦）；元代则先后建有西湖书院、石洞书院、燕居书院（松江）、清忠书院（青浦）、三沙书院（崇明）。
之后的明清两代，因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上海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商业繁荣，贸易繁盛，城市发达，社会发展，文化繁兴，上海地区的官私学校也更上层楼。上海地区先是明代建起金山卫学、青浦县学，清代建起南汇县学、宝山庙学、奉贤县学、金山县学，县学建设齐备；明代新建书院8 所，清代兴建书院更是多达52 所，分布在上海地区十县。由此形成上海古代第二次大规模兴学。从官私学校的数量和分布看，当时的上海地区已经不逊于全国任何其他地区，这就成为上海古代教育发展的物质保障。尤其是上海地区还形成了西南部以华亭（松江）为代表、西北部以嘉定为代表、东部以上海为代表的三个文化教育优势区域，很是引人瞩目。即以传统中国衡量地区人文教化水平的科第获取为例，明代始有上海地区士人状元及第，共3 人，都为华亭人；清代则有4 位，华亭1人，嘉定3 人。（参见周腊生所著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状元谱系列，紫禁城出版社于1994—2004年出版。） 据清人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上海县志》载，明代自洪武三年（137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150科，上海县取中进士195人；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间的111 科考试，上海县取中进士72 人。（陈科美，金林祥.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6—27.） 尽管所载取中进士数未必确切，但可以想见的是上海地区明清时期文化教育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事实，而这又成为进入近代社会后上海得以迅速发展的传统文化资源。
上海教育真正令世人瞩目是在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上海开埠起，上海教育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型和加速发展，即从古代教育转而为近代教育，又进而开始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在一个半世纪中，上海从一个教育并不占优势的区域迅速崛起为一个教育强势发展的区域，并常常扮演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角色，事实上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缩影。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上海堪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教育思想的策源地、教育探索的园地、教育交流的窗口。在取得成果后，上海教育又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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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迄今未见有完整的上海教育历史著述，本书可称草创之作。全书分为四卷，尝试展现一部相对完整的上海教育历史。论述的时段始于远古，终于2002年。未将上海教育的历史书写至当下的缘由，是希望让历史有一些沉淀，让还在进展的事业有一个相对的结果，可能会更容易把握和评说。四卷的分段：第一卷为古代至辛亥革命，第二卷为民国建立至1949年，第三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6年，第四卷为1976年至2002年，分别由王伦信、黄书光、蒋纯焦、金忠明负责编写。原计划古代部分单独成卷，但因史料不足的缘故，单独成卷显得与其他四卷相比篇幅失衡，遂将古代部分合并于第一卷。四卷书的内容安排似乎显出我们对上海教育历史的把握有些厚今薄古，但这确实可以反映上海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形。
十分感谢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张伟江教授！感谢他在任时独具学术眼光地提出研究和撰写上海教育史的意见，并通过有关管理部门专门为此书的撰写立项。我们曾经多次访问他，听取他对项目工作的意见，而学者出身的他，虽然早年所学专业既非教育，也非历史，却每每能够对此书的研究和撰写说出切中要害之语。如：考虑到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历史的不同情形，尤其是去时未远的人民共和国上海教育的历史，事未竟，人尚在，把握、评说确有不易和不便处。针对我们的困惑，他提出了一条对我们的工作影响至深的建议：越古远，越像史；越近前，越似志。这就启发我们灵活地确定和把握了各卷的编写原则。之后，他虽离开教委主任岗位，却始终关心我们的工作，不时垂询。可以说，没有他的多方关照，就不会有此书的问世。事实上，我们始终也是将他视为课题组的一员。
十分感谢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上海教育史志办负责人赵关忠老师！由于他的信任，我们才荣幸地获得编写《上海教育史》的重要任务。在之后几年里，赵老师时时督促，处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条件和保障，而他的热情鼓励则成为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动力。尤其需要记住的是，由于他对上海教育的人与事的谙熟，常常给予我们的写作以精到的指点，如果不是他，我们还不知会有多少外行之语！
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袁正守老师！由于她的信任和坚持，《上海教育史》得以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立项，还给予我们以项目资助，使我们的研究和撰写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资深编辑黄强华老师！本书因篇幅较大，费时过长，前期的编辑工作都是由他精心在做，对我们督促、帮助良多。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袁彬老师！本书后二卷因事关当代，所牵涉的人与事颇多敏感之处，编辑、审读、修改也就颇多周折，由于她的耐心、细致和周到，使书中诸多问题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先后承担编辑工作的还有南钢、周晟等老师，没有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上海教育史》。
《上海教育史》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育史教研室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各位同仁不计得失，尽心尽力，为上海教育留下了一份可览、可学、可鉴的历史记录，也留下了一份同事合作的美好记忆和珍贵纪念。谢谢大家！
尽管我们自以为本书的写作是尽心的，但不当、不周、不确、不是之处一定还会存在，如果读者、方家、前辈能不吝赐教，那就是我们的幸运了！在此，先致谢忱！
杜成宪
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2013年10月初稿，2014年4月二稿，6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