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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的力量:中国文化世家的家风家训

上海图书馆   绘:   译:  

  • 开本:32
  • 页数:192
  • 出版时间:2019-7
  • 书号:9787544489348
  • 定价:35.00
  • 丛书:
  • 品牌:
京东 当当
内容简介

古时中国人聚族而居,人口众多,通过士族宗法制度管理,重视家风世泽,能够团结人心,形成良好的家族风气。文化世家不仅强调家风承继,向高贤大德学习,保持德行不坠;另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成为新一代的典范。家风是一个家族(家庭)的精神内核,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是一种道德力量,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本书选录了汤霖、梁漱溟、叶圣陶等八位中国文化世家后人讲述的他们自小承接的家风家训故事,读者们可以在欣赏他们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深入了解他们对子孙的教育方式。在不经意的耳濡目染中,教育孩子如何成人,如何成才,这也是家风家训的魅力所在。

目 录
乐黛云 三代教书人,一脉家国情——汤氏家族的文化传承
梁钦宁 君子行不言之教——梁漱溟的独立思考与行动
叶小沫 教育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叶圣陶的言传身教
周立民 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巴金的“家”面面观
傅益瑶 文化是我家的传家宝——我和父亲傅抱石
曹 雷 硬着头皮往下读——父亲曹聚仁教我读书
钱汉东 继承家学,永守箴规——江南钱氏的家风家训
张泽国 让他三尺又何妨?——“六尺巷”里的张英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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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世家的传家宝 中国文化精神的浓缩

随书赠送“小家风,大传承”讲座视频,乐黛云、梁钦宁、叶小沫、曹雷、张泽国五位讲述家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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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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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精彩书摘

乐黛云 三代教书人,一脉家国情——汤一介家族的文化传承

关于汤家的文化传承,汤一介写了一本书叫《我们三代人》。这本书可以作为故事书来看,可以作为思想史来看,也可以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史、个人思想历程来看,还可以作为一本家族史来看,更可以作为一本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交往史来看。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特别的,没有别的书可以和它一样。

在 20 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思想上也受到巨大冲击。汤一介在他的书里讲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的情怀。这一百年里,中国人民被压迫、被侮辱,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很多人都在想,我们怎么才能摆脱国家羸弱、被列强欺负的困境?我们中国人做的第一个梦是大同梦,这是孔夫子所提倡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理想,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到了 20 世纪,我们的切肤之痛是中国怎么能够站起来。我们做的梦就成了富强梦,我们国家如何能富强,如何能不受外国人欺辱,赶上国际发达国家的脚步,这是我们大家的梦想,也是汤家家训、家教中始终贯穿的灵魂。

汤家兄弟从小就特别喜欢《哀江南》,这是《桃花扇》的最后一段,讲到明末国破家亡,南京被清军攻占之后,汉族人民受到的痛苦。“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这是说一个人如果遇到了国破家亡,他的心里面该多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祖国的眷恋,他的一生就会十分悲惨。后面又写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人生的变迁是非常难预料的,原先经历过热闹繁华,嘉宾满座,可现在国破家亡,自己的一切也都没有了。最后一句说“ 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国家要亡了,自己也只能唱唱哀歌。《哀江南》这个曲子,其实是很多散曲放在一起的,一方面讲到国破家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劝诫人们一定要坚强起来,一定要看到世事沧桑,不要舍不得放弃个人小小的东西,要能够看到世界的变化,为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尽一份力。

《哀江南》现在成了汤家的传家宝。

汤用彤先生小时候非常木讷,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话,所以他的父亲,也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老先生和别人说,这个孩子很笨,不会说话,读书也不太好。可是有一天,他发现汤用彤先生自己坐在门槛上读《哀江南》,从头背到尾,突然觉得这个孩子很了不起,很内秀。这是汤一介最早和我说的故事,一直传下来。他的祖父汤霖老先生,最开始在甘肃做知县,之后考了科举,在北京开馆招徒。到了六十岁,汤霖老先生退隐回到湖北家乡,他的二十多个学生就聚在一起,在北京万牲园,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给他庆祝生日,也算是最后的告别。会上,一个学生很会画画,就画了他们的聚会。汤霖老先生给画题了词,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在这幅图上,汤霖老先生讲了他的志向:“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意思是应该过简单而自然的生活,并且努力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为功名而不安,不要孜孜以求安乐,而要努力做到自己能做的,不要做分外之事,应该自然而然地活着,不要强求自己去做做不到的事情,这也是他对后人的劝告。这十六个字作为汤氏家训就传下来了。北京大学和一些企业家朋友在汤一介的墓前修了一个碑,叫“汤氏论学碑”,碑文上就有这十六个字。清明节的时候大家来扫墓,都会来看看这块碑上的碑文,这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汤用彤先生非常爱国。有人评价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兴亡,不爱国,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对汉学的研究、对孔子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学者。当时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很多中国学者没有下力气研究孔子,但是汤用彤先生写了一本《大林文集》,每一篇都抓住了日本汉学学者的硬伤。你们说你们研究得很彻底,我就给你们分析你们的错误,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由此可见,汤用彤先生的爱国之情是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出发的,他能做什么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会去做。抗战时期,他的哥哥在日本委员会里呆了几天,汤用彤先生对此始终不能原谅。他的爱国思想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的儿女在美国,我儿女的儿女也在美国,都不太懂得中国文化,可是他们都会背《哀江南》。因为我们在他们小时候,哄他们睡觉的时候,都唱《哀江南》,他们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对这个调子非常熟悉。不管怎么样,汤一介还是非常感慨,诗书门第断了书香,我想这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勉强留下也不行,还是听其自然吧。他们现在作为世界人,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总是打上“中国”的标志,这到底还是中华民族的记录。我们以后对中国青少年进行教育,应该更好地注重文化的传承。

汤家的家风是教育子弟存“真”。汤一介曾说,想写写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在这一个世纪里的思想变化。他特别讲到,汤用彤先生一开始对党派认识不深,没什么接触,但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操守。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曾经在西南联大发展汤用彤先生加入民盟,但是汤用彤先生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懂党派,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现在加入民盟,不是很好。汤用彤先生与胡适交好,他在西南联大任文学院院长时,胡适是主持工作的。胡适给汤用彤先生写信介绍北大的事情,说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保存北大的传统。国民党要撤到台湾时,蒋介石对于这批文人非常看重,希望可以带上里面的顶级人物去台湾,就特意派了两架飞机去接他们。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上一年级,大概是十八岁。飞机就停在现在的东安市场,一个旧货市场,汤家住在北海附近,只要几步路就能走过去坐上飞机。国民党原计划接走两个人,一个是汤用彤先生,一个是钱思亮先生(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钱思亮先生去了,而汤用彤先生留了下来。汤一介分析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原因:一是很信任共产党能把国家治理好;二是汤一介当时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参与了党的地下工作,他是不会走的。汤一介的母亲觉得,他们在抗战时期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就是汤一介的长 兄,不能再和第二个儿子断了联系。汤一介说,汤用彤先生虽然留下了,但是他对共产党不了解,思想还是有斗争的。他曾经收拾了两个箱子放在北大图书馆,他一旦想走,提着箱子就可以走了。所以,汤一介写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是很坦白的,并没有为他的父亲掩盖什么,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确实是有些动摇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汤用彤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在这段时期,汤用彤先生对共产党有很多好的印象,特别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这对广大知识分子非常有号召力。记得那时我和汤一介在美国,曾经有很多人劝我们留下,其中有一位很有名的外国学者申请了一个高额基金,想要把汤一介留下主持一个大项目。当时我们有没有一点动摇呢?当时我们心里面很摇摆不定,可是最后要留下签字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想,不行,这是背叛祖国,我们绝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最后什么都没要就回国了。虽然我曾被打成极右派,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汤一介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前途还是在共产党,真正优秀的人才,愿意为国为民做事情的人,还是在共产党内。虽然党外也有,但是最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

汤一介想要写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就是想要记录他自己和他父亲所经历过的事情,绝不隐瞒、完全透明地说出来。他也说到了他的父亲第一次对党有所不满是因为什么。汤用彤先生原来对党非常崇敬,人家送他两只南京板鸭,他拿去送给当时的副校长,但副校长坚决不肯收。东西虽小,却是原则问题,汤用彤先生非常感动,认为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可是在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开始了。当时北大工学院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和美国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大家怀疑他和美国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在太庙开了一个批斗会,汤用彤先生一回来就和汤一介说,在批判会上,大家对工学院的这位老教授推来攘去,虽然没有动手打,可是一直推来推去地让他交代。汤用彤先生很受不了,认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这样践踏他的尊严,而且没有证据说明他一定通美国,就算一定要逼问,也不一定要动手,他觉得不能容忍。所以,他开始有些怀疑共产党。1956 年批判胡适、胡风等人,汤用彤先生心里面总是有所保留。汤用彤先生和胡适的友谊非常深厚,也很看重胡适。1956 年《人民日报》召开高级知识分子会议,当时就点名要汤用彤先生揭发胡适。汤用彤先生非常紧张,他揭发不出来。坐在旁边的郑昕,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副主任。郑昕回来跟我们说,在会上汤用彤先生很激动很紧张,一下子打翻了酒杯,说不出话来,领导看到这个情况,就让人送他回家了。刚到家时他的嘴角有一点歪,不太能说话了,因为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躺倒以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足足昏睡了三个月。当时党对汤用彤先生还是非常好的,马上让他住进北京医院,还请了当时最好的苏联专家,给他最好的治疗。他是大面积脑溢血,最后终于止住了,三个月以后,汤用彤先生清醒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写东西了,后来就在很好的条件下疗养,他也非常感谢共产党。就这样一直活到 1961 年。坦诚地说,那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既有怀疑,也有感恩,又有自己想不通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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