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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解析

熊月之   绘: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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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既宏观解读了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分析了上海城市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又通过一些人物个案研究,深化了对上海人特性的认识。将这些来路各异的上海人研究汇聚一起,也反映了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特性,丰富了对近代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整体性认识。作者长期沉潜于上海史研究,所论自成系统,持之有故,长辔远御,深入浅出,既有学术深度,也有一定趣味性。

目 录
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

政治与经济人物

一代通人郑观应

论李平书

孙中山与上海

钮永建的精神世界

论穆藕初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意义

黄炎培与“新场党狱” 

略论黄炎培为人处世之道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

文化与社会人物

近代教育先驱张焕纶

钟天纬深通西学

王培孙与南洋中学

“老上海”孙曜东的口述史价值

人物群体

明末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近代上海儒商的特有风采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

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

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

辛亥鼎革与租界寓公

上海音乐人与抗日救亡

“七君子”与时代精神

近代上海广东人

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

上海珠海人短论九篇

浦东人与浦东同乡会

浦东人与浦东史

近代外侨

略论近代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

傅兰雅与上海

英商雷士德的大爱情怀

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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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史研究的领军者

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破解上海人海乃百川的“基因密码”

现代中国,上海人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分析上海人,需分清两类不同内涵的“上海人”概念。一类是纯粹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另一类是在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自具特色的上海人。

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上海人这些行为特征的形成,是他们长期生活于高度商业化、现代化、法制化、移民化大都市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高度商业化,使人们比较注重自己的角色和实际利益,有较强的岗位意识和契约意识;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迫使人们注重效率,简化人际关系。

上海城市无与伦比的集聚功能,吸引着来自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为各色人等施展才华,寻找生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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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人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比较特殊的群体,是常说常新的对象,是每一本中 国区域文化著作都会述及的话题,余秋雨、杨东平、易中天等学者都有过专门论述。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参与上海史研究以来,时常会涉及这一话题。我时常被问及: “你是上海人吗?”也时常会自问:“我是上海人吗?”答案永远是两可的。我一直对此 题目有着浓厚的兴趣,陆续写过一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收入本书的,便是这些文字的 裒辑。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是关于上海人研究的总的思考与讨论,包括 “上海人”概念辨析、近代上海移民社会形成、“上海人”名称溯源、上海居民主客界限 消解、上海人身份认同原因与双重认同、上海人行为方式与审美情趣、上海话与上海 认同等。

第二部分,“政治与经济人物”,涉及对象有郑观应、李平书、孙中山、钮永建、穆藕 初、黄炎培与宋庆龄。

第三部分,“文化与社会人物”,涉及对象有张焕纶、钟天纬、王培孙与孙曜东。

第四部分,“人物群体”,涉及明末松江士人、近代上海儒商、近代上海贫民、晚清上 海妇女、晚清上海文人、民初上海遗老、民国时期上海音乐人、“七君子”、近代上海广东 人、近代上海香山人、近代上海珠海人与浦东人。

第五部分,“近代外侨”,述及近代上海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还有傅兰雅与雷 士德。

人物分类只是粗略意义上的,因为有些人很难截然分归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某一 类,不少人是两者或三者、四者兼而有之。粗略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阅读。外侨是其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但他们在这个城市居留既久,关系亦深,对于上海也各有认知与情感。 将此类文字收录进来,亦体现近代上海城市特色。

最后一部分,也是最后一篇,带有总括性质,集中讨论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

这些文章多为序言或书评,故篇幅多短。也有两篇较长:一是开头一篇《上海人形 成及其认同》, 3万多字,这是涵盖上海人问题的综合论述;二是最后一篇,《上海居民特 性与城市精神》,也有3万多字。


熊月之 

于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 

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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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月之,江苏省淮阴人,1949年12月生,1978年春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师从陈旭麓先生,1981年秋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社会科学》与《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年)、《上海通

精彩书摘

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

所谓城市精神,是指城市通过其市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规 章制度、城市景观等体现出来的共同价值观念,是植根于城市历史、体现于城市现实、引领着城市未来的价值取向。作为众多居民的生命集合体,任何城市的精神总是多方面 的,对于城市精神的不同面向,或者对于城市精神的同一个方面,也会因评价主体的立场、观点、情感、视角不同而见仁见智。任何城市精神都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既有继承性,也有变异性,不同时期的城市精神可能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于一个城市精神的概括,既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期盼。

所谓城市精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城市所实存的精神,一种是经该城市有关部 门和有关群体认可、公布的城市精神。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前者义广,后者义狭。 城市精神之实虽然古已有之,但“城市精神”作为专有名词在中文里出现,“城市精神”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还是很晚的事。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艺评论界开始出现对于 文艺作品与“城市精神”关系的讨论, 2000年以后,综合性报纸上开始出现此类文章。 此后,随着各地城市的快速发展,各地城市对于自身特质的重视,对于城市精神的讨论日渐增多。到2010年前后,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对自己城市的精神进行过讨论与概括,并经相关部门(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或人大等机构)公布、宣传。

上海是较早对城市精神进行讨论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后,鉴于上海在中国 改革开放战略中被安排为“后卫”的位置,改革力度不足,开放幅度不大,城市发展不 快,发展速度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住房、交通、污染问题严重,市民怨气郁结,领导 层亟须提振民气,因而对城市精神问题特别关注,多次组织城市精神讨论。早在1985 年,上海就进行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其中涉及城市精神的内容很多。 1992年,上海举行有关上海人形象大讨论, 2000年又开展“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 神”大讨论。这些讨论所涉及的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上海人形象、气质、特性等,都属 于城市精神范畴。

2002年底,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权。其时,适逢上海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能否办好世博会,能否利用举办世博会的机遇推进城市健康发展,提升人的素质,至关重要。2002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 “上海城市精神”大讨论。这是上海明确以“城市精神”为主题的大讨论,也是对此前历 次相关讨论的深入与扩展。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与众多市民都参与了讨论,共收集到 近300种关于上海城市精神的表述方式。中共上海市委在此基础上,经概括提炼,形成 了对上海城市精神的表述,即“以海纳百川而服务全国,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简称 为“海纳百川、服务全国、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并在2003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上予以公布。

2006年,中央对上海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即“四个率先”,要求上海继续走在全国 的前列,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率先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当 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切实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2007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时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对上海 城市精神做出新的表述,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的任务。自此,上海城市精神被表述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上海城市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颇为不同的表现。下面分四个阶段进行介绍,即 古代、近代、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以后。

一、 古代上海居民特性

近代开埠以前,上海居民特性突出之点有三,即重商、奢华与开明。

其一,重商。上海设县原因,即与通商贸易有密切关系。青龙镇衰落,上海港兴起, 上海镇设立,均与贸易直接有关。宋末元初,朱清、张瑄在上海、刘家港一带负责督运漕粮,拓展海上贸易,使上海地区相当可观的居民投身海运业务,带动、培养了一批海商。 徐光启曾说,“清、瑄所用东南富人通市外洋者,舟则其舟,人则其人也” ,其所用之富 室,都是熟悉海上运输业务、足以胜任之人。元代至正中,上海县共计72502户,其中与海上运输有关的“海船、船商、梢水”,就有5675户,而且“皆县人”,即都是本地人。元代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县设立时,“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贩易之辈” 。明初实行海禁,严 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上海沿海公开的贸易活动基本绝迹,但走私活动 依然相当活跃。“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 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则满剌加、新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 趋,以为奇货。” 崇明岛、舟山附近的双屿岛,都是走私胜地。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但走 私行为屡禁不绝,“私通滥出,断不能绝。虽有明禁,而利所在,民不畏死,每犯法而罪之,又再犯者”。诚如徐光启所说,有无相易,乃邦国之常,有了正常贸易,走私活动就少,没有正常贸易,走私活动自然就多。“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

上海地区物产,以盐、棉为大宗,也包括由棉纺成的纱、织成的布,这些物品都必须与市场发生联系。北宋时期上海地区已有浦东、袁部、青墩三大盐场,南宋建炎年间发展为五大盐场,崇明亦有天赐盐场。到了元代,上海地区盐产量达到历史高峰,元中叶 年产约三千万斤,超过宋代,也为日后的明清两代所不及。棉花自宋代以后,对上海地 区经济发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元人沈梦麟诗云:“黄浦之水不育蚕,什什伍伍种木棉。 木棉花开海天白,晴云擘絮秋风颠。男丁采花如采茧,女媪织花如织绢。由来风土赖此物,祛寒庶免妻孥怨。”元代以后,上海地区大片不宜种粮的卤瘠之地,变成植棉良田; 优质的棉、纱、布成为上海地区特产,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城厢和附近的集镇,成为江南一带最重要的棉花贸易集散地。满载棉花和棉 制品的海船从黄浦江出发,北达满洲里、南通东南亚,回程则载回各地特产。明清时期 上海港口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对内贸易则一直没有间断,上海商业一直在发展。到近代开埠以前,上海已是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十六铺一带,行肆林立,码头栉比。城厢内外已建有20多个服务于南来北往商人的会馆、公所。

在松江府内,上海县较之华亭县,更靠海边,更重海运、盐棉,更重商业,被称为“海 商驰骛之地”。明代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 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所谓“诸州”,当指与沿海相对的内地。内地城乡分工较为明确,城市业商,为商业、手工业所在地,乡村业农,业商者多铺张、繁华,业农者多简约、质朴。所谓“东北五乡”即指上海。 意思是说,上海县人不如松江府城人那么简约、质朴、守规矩。府城是一府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一府贸易中心;府城重文,上海重商。《松江府志》这段话很简洁,但极其敏锐 地观察到作为滨海之区的上海民风与内地城市的迥然相异。

其二,奢华。奢华常常是重商社会的重要特征。传统社会抑制商人社会地位,多财之商人每每通过铺张奢华来凸显自身价值。上海多商,故自设县以后,其世风每每以奢 华著称。明代县志即称,上海居民“颇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 越其分而恬然安之”;至于沿沙薄海之民,“尤好崇饰其外,以耸观视,而肆然无所惮 焉”。 除了明初一段时间以外,从元代到清代,上海社会一直崇尚奢华,食必求精,山珍海味;衣必求贵,绮罗轻裘。衣着的色彩、用料、式样每每越分逾矩,朝廷的服饰典制 在这里几成一纸虚文。明代万历年间,嘉定人“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效慕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明末清初松江人吴履震称:“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为裤者,暴殄何为?奢侈之俗,纨绔之俗,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论膏粱势厚,弃菅蒯而贱罗绮,下至舆台仆隶,咸以靡丽相矜诩。” 清初余起霞有一段话描述松江人奢侈之风,最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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