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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

熊月之   绘:   译:  

  • 开本:16
  • 页数:513
  • 出版时间:2019-3
  • 书号:9787544484671
  • 定价:98.00
  • 丛书:
  •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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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目 录
文化传播

《大英国统志》述论
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清史·西学志》纂修的一点心得——晚清逻辑学译介的问题

思想演变

西力东侵与道咸时期的回响
自强运动时期思想演变脉络
近代早期出国人员的观察与感受
略论同光之际铁路问题的复杂性
略论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
略论同光时期士大夫的“天心”说
华盛顿形象的晚清中国解读

社会变迁

西物东渐与历史研究话域的拓展
西风东渐与近代礼俗变易
同光时期西教、西医、西俗形象的演变
同光时期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的刺激
从《知新报》看上海与澳门之间的信息走廊
上海与澳门城市品格比较

群体动向

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
略论近代买办与中国文化自为
沿海口岸城市中西官绅联动与变法话语呈现——基于格致书院及其课艺的分析

人物研究

李鸿章在自强运动中的行事特点
略论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
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
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三个世界

史学理论

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基于“中国中心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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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1840年至1949年,资本主义全球化洪波涌起,排空而来,中国被动卷入,被迫认知,进而努力因应。近代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世界也有过联系,有所了解,但诚如蒋廷黻所说,那种联系是时有时无的,也是可有可无的,那种了解则是几分真实,几分朦胧。发生在近代的全球化,以资本逐利、文化扩展为内力,以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为利器,从欧美出发,越过崇山大洋,向亚洲、非洲等地四散奔袭。这波全球化,具有以优汰劣、以强凌弱的不容分说、不可抗拒特性。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就古今而论;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则既有所向披靡的凌厉,又有以大化小的磅礴。表述不同,指称对象则是一个。

面对这一浪潮,中华文化的两大优良传统同时在发挥作用:一方面,基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明悠久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坚决勇敢地反对侵略;另一方面,秉持见贤思齐、耻落人后的务实精神,努力了解西方,尽力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抗击强权,师人长技,两方面交互作用,相互支撑。于是,中国在一次又一次地坚决反对列强侵略的同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热潮。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从技术革新、制度革新到文化革新,既是了解、学习西方的进程,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不断迈进的过程。

这种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转化与迈进,是相当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充满了矛盾与抗争。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环绕这一议题而展开,其中既有对国门洞开初期国人对西方世界曲折认知的分析,包括对欧美世界的远望与近观,对西方哲学知识的粗识与细解;也有对自强运动兴起以后各种因应措施的讨论,涉及铁路制造、胥吏改造、学校兴办、城市发展等;还有对李鸿章在自强运动中行事特点、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剖析。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内涵多有重叠,惟现代化的文化递进的历时性更强,而全球化的文化传播空间性更浓。现代化关注的众多议题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都可归入全球化范畴,但全球化有些领域与侧面则很难为现代化所涵摄,如礼仪与风俗的嬗变,国旗、军旗、国歌的产生与使用,新式军礼、新式婚礼、握手礼的采用,西餐、咖啡被欢迎,接待外宾时铺红地毯与鸣放礼炮等,这些似乎很少由于进化原因,而更多出于从众心理。从众,就是顺势,这正是全球化魔力的突出显现。

全球化带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趋同,一是显异。人们打破各种空间障碍与文化壁垒,逐渐认可共同的生产方式,趋于同一生活方式,朝着同一方向前行,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将逐渐取代各民族特殊性的东西。这是趋同。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他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的图景,成为无处不在的镜鉴,映照出各民族因不同自然禀赋、独特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特殊性,凸显出各民族独一无二性与不可替代性。这是显异。趋同与显异构成的全球化二律背反,注定了西风东渐的过程,既是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将中国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与其他文化比较的语境中重新解读的过程。收入本书的《略论同光时期士大夫的天心说》与《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揭示的都是中国读书人在新的文化视野下对国故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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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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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月之,江苏省淮阴人,1949年12月生,1978年春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师从陈旭麓先生,1981年秋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社会科学》与《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年)、《上海通

精彩书摘

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

——基于“中国中心观”的思考[1]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欧美史学界种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持续被介绍与引进,给中国史学界吹来阵阵新风。但是,在引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于某些研究模式的简单移用,缺少深刻的理性反思。“中国中心观”的移用,就是一例。

美国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发生明显转变,就内容而言,由先前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与思想史为主,转而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为主,区域、城市、企业、工人、农民、妇女、同乡组织、帮会等成为重要议题。这种转变,用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概括,就是由“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发生,既与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学术变迁内在逻辑有关,也与这些学者研究环境的变化有关。美国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年长一些的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等,多有从事外交活动与外交史研究背景,年轻一些的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等,他们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恰值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获取过细的资料,而研究外交史、制度史与思想史,则可以通过解读官方档案与精英著作展开。撰写《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48)、《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费正清,1954)、《东亚文明史》(费正清与赖肖尔等,1960),剖析严复(史华慈)、梁启超(列文森)等人思想,是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及至他们学生一辈,孔飞力(Alden Kuhn,1933-2016)、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等成长起来以后的六七十年代,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其研究路径发生变化:一是社会环境与获取资料条件的改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青年学者奋起对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批判。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越来越多,接触到的鲜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了解的中国越来越立体化。二是思想环境的变化,欧美学界社会科学的繁荣,特别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在欧美世界的广泛传播,渗入到美国史学界。年鉴派史学强调的长时段、小范围、目光下移与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研究长时段的《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珀金斯,1969)、《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史景迁,1969)、《中国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魏斐德等,1975),研究地区与基层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孔飞力,1970)、《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1976)、《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裴宜理,1980)等,相继问世。八十年代以后,研究地区与基层的著作成批涌现,包括研究华北地区(黄宗智)、汉口社会(罗威廉)、北京黄包车夫(斯特兰德),其中以近代上海各种社会阶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最为突出,诸如警政(魏斐德)、资本家(高家龙)、工人罢工(裴宜理)、学生运动(华志建)、银行职员(叶文心)、苏北人(韩起澜)、同乡组织(顾德曼)、妓女(安克强、贺潇)等。

对于这种由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学术转变,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进行概括与分析,柯文将其概括为由“冲击—回应”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研究模式进行批评,对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所出现的新趋向进行评述,称其为“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以费正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个模式来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这种西方中心取向的症结,在于把西方这种局外人的狭隘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之上,而对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这些都是由西方来界定的。[2]

柯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89年在中国出版,后来一版再版,还出了修订本,并被译为日文、韩文,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柯文本人的预料[3]。尤其在中国,此书所受关注程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远在其他一般海外汉学著作之上。笔者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与“中国中心观”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共得文章36篇,包括一篇博士论文与两篇硕士论文,时间截止2015年,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史学刊物都有介绍或评论。[4]

对于此书的影响,罗志田在2004年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5]李学智在2010年归纳学界的反应:或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基础比较扎实;或认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评论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说,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6]。还有人称,此书在大陆的译介,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共鸣和推重”。[7]当然,其中有不少富含学理的批评性讨论,汪熙、罗志田、李学智、夏明方、朱浒、杨剑利等人,对柯文著作都有颇为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各位学者感受到的“引用率甚高”、“轰动、共鸣和推重”,是有坚实的经验基础的。且不说我们时常能在各种会议上听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毋庸置疑的肯定与强调,在各种论著中看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持续引用与讨论,即以数量众多的近代史研究生论文选题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以中外关系史、西学传播史为题的,明显地不如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受欢迎,因为前者更容易与“冲击-回应”模式相关联,而后者更易于从“在中国发现历史”角度去发挥。

对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本身的内容与评价,学界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介绍与评论,毋庸赘述。笔者想探究的是,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此书在中国的“轰动、共鸣和推重”,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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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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