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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

熊月之   绘:   译:  

  • 开本:16
  • 页数:524
  • 出版时间:2019-3
  • 书号:9787544484671
  • 定价:98.00
  • 丛书:
  •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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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西力东侵、国际惯例、思想变迁与政治权力推动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本书从思想、人物、翻译出版、铁路、留学、西医、教育等多方面,探讨了近代中国在西力东侵下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改变,重塑对近代中西交汇下一些人和事物的认识。

目 录

文化传播

《大英国统志》述论              

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清史·西学志》纂修的一点心得——晚清逻辑学译介的问题     

思想演变

西力东侵与道咸时期的回响           

自强运动时期思想演变脉络           

近代早期出国人员的观察与感受    

略论同光之际铁路问题的复杂性    

略论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    

略论同光时期士大夫的“天心”说   

华盛顿形象的晚清中国解读    

社会变迁

西物东渐与历史研究话域的拓展  

西风东渐与近代礼俗变易    

同光时期西教、西医、西俗形象的演变    

同光时期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的刺激         

从《知新报》看上海与澳门之间的信息走廊    

上海与澳门城市品格比较    

群体动向

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        

略论近代买办与中国文化自为           

沿海口岸城市中西官绅联动与变法话语呈现——-基于格致书院及其课艺的分析 

人物研究

李鸿章在自强运动中的行事特点        

略论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                   

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         

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三个世界                          

史学理论

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基于“中国中心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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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剖析西风东渐下近代中国社会的全球化道路进程

为回应全球化问题提供难得的地方性知识

全球化带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趋同,一是显异。

西风东渐的过程,既是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将中国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与其他文化比较的语境中重新解读的过程。

发生在近代的全球化,以资本逐利、文化扩展为内力,以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为利器,从欧美出发,越过崇山大洋,向亚洲、非洲等地四散奔袭。这波全球化,具有以优汰劣、以强凌弱的不容分说、不可抗拒特性。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既是了解、学习西方的进程,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不断迈进的过程。

自1840年至1949年,资本主义全球化洪波涌起,排空而来,中国被动卷入,被迫认知,进而努力因应。近代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世界也有过联系,有所了解,但诚如蒋廷黻所说,那种联系是时有时无的,也是可有可无的,那种了解则是几分真实,几分朦胧。发生在近代的全球化,以资本逐利、文化扩展为内力,以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为利器,从欧美出发,越过崇山大洋,向亚洲、非洲等地四散奔袭。这波全球化,具有以优汰劣、以强凌弱的不容分说、不可抗拒特性。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就古今而论;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则既有所向披靡的凌厉,又有以大化小的磅礴。表述不同,指称对象则是一个。

面对这一浪潮,中华文化的两大优良传统同时在发挥作用:一方面,基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明悠久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坚决勇敢地反对侵略;另一方面,秉持见贤思齐、耻落人后的务实精神,努力了解西方,尽力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抗击强权,师人长技,两方面交互作用,相互支撑。于是,中国在一次又一次地坚决反对列强侵略的同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热潮。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从技术革新、制度革新到文化革新,既是了解、学习西方的进程,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不断迈进的过程。

这种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转化与迈进,是相当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充满了矛盾与抗争。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环绕这一议题而展开,其中既有对国门洞开初期国人对西方世界曲折认知的分析,包括对欧美世界的远望与近观,对西方哲学知识的粗识与细解;也有对自强运动兴起以后各种因应措施的讨论,涉及铁路制造、胥吏改造、学校兴办、城市发展等;还有对李鸿章在自强运动中行事特点、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剖析。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内涵多有重叠,惟现代化的文化递进的历时性更强,而全球化的文化传播空间性更浓。现代化关注的众多议题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都可归入全球化范畴,但全球化有些领域与侧面则很难为现代化所涵摄,如礼仪与风俗的嬗变,国旗、军旗、国歌的产生与使用,新式军礼、新式婚礼、握手礼的采用,西餐、咖啡被欢迎,接待外宾时铺红地毯与鸣放礼炮等,这些似乎很少由于进化原因,而更多出于从众心理。从众,就是顺势,这正是全球化魔力的突出显现。

全球化带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趋同,一是显异。人们打破各种空间障碍与文化壁垒,逐渐认可共同的生产方式,趋于同一生活方式,朝着同一方向前行,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将逐渐取代各民族特殊性的东西。这是趋同。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他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的图景,成为无处不在的镜鉴,映照出各民族因不同自然禀赋、独特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特殊性,凸显出各民族独一无二性与不可替代性。这是显异。趋同与显异构成的全球化二律背反,注定了西风东渐的过程,既是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将中国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与其他文化比较的语境中重新解读的过程。收入本书的《略论同光时期士大夫的天心说》与《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揭示的都是中国读书人在新的文化视野下对国故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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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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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月之,江苏省淮阴人,1949年12月生,1978年春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师从陈旭麓先生,1981年秋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社会科学》与《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年)、《上海通

精彩书摘

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

——基于“中国中心观”的思考[1]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欧美史学界种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持续被介绍与引进,给中国史学界吹来阵阵新风。但是,在引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于某些研究模式的简单移用,缺少深刻的理性反思。“中国中心观”的移用,就是一例。

美国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发生明显转变,就内容而言,由先前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与思想史为主,转而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为主,区域、城市、企业、工人、农民、妇女、同乡组织、帮会等成为重要议题。这种转变,用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概括,就是由“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发生,既与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学术变迁内在逻辑有关,也与这些学者研究环境的变化有关。美国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年长一些的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等,多有从事外交活动与外交史研究背景,年轻一些的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等,他们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恰值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获取过细的资料,而研究外交史、制度史与思想史,则可以通过解读官方档案与精英著作展开。撰写《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48)、《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费正清,1954)、《东亚文明史》(费正清与赖肖尔等,1960),剖析严复(史华慈)、梁启超(列文森)等人思想,是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及至他们学生一辈,孔飞力(Alden Kuhn,1933-2016)、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等成长起来以后的六七十年代,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其研究路径发生变化:一是社会环境与获取资料条件的改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青年学者奋起对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批判。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越来越多,接触到的鲜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了解的中国越来越立体化。二是思想环境的变化,欧美学界社会科学的繁荣,特别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在欧美世界的广泛传播,渗入到美国史学界。年鉴派史学强调的长时段、小范围、目光下移与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研究长时段的《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珀金斯,1969)、《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史景迁,1969)、《中国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魏斐德等,1975),研究地区与基层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孔飞力,1970)、《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1976)、《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裴宜理,1980)等,相继问世。八十年代以后,研究地区与基层的著作成批涌现,包括研究华北地区(黄宗智)、汉口社会(罗威廉)、北京黄包车夫(斯特兰德),其中以近代上海各种社会阶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最为突出,诸如警政(魏斐德)、资本家(高家龙)、工人罢工(裴宜理)、学生运动(华志建)、银行职员(叶文心)、苏北人(韩起澜)、同乡组织(顾德曼)、妓女(安克强、贺潇)等。

对于这种由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学术转变,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进行概括与分析,柯文将其概括为由“冲击—回应”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研究模式进行批评,对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所出现的新趋向进行评述,称其为“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以费正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个模式来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这种西方中心取向的症结,在于把西方这种局外人的狭隘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之上,而对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这些都是由西方来界定的。[2]

柯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89年在中国出版,后来一版再版,还出了修订本,并被译为日文、韩文,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柯文本人的预料[3]。尤其在中国,此书所受关注程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远在其他一般海外汉学著作之上。笔者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与“中国中心观”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共得文章36篇,包括一篇博士论文与两篇硕士论文,时间截止2015年,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史学刊物都有介绍或评论。[4]

对于此书的影响,罗志田在2004年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5]李学智在2010年归纳学界的反应:或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基础比较扎实;或认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评论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说,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6]。还有人称,此书在大陆的译介,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共鸣和推重”。[7]当然,其中有不少富含学理的批评性讨论,汪熙、罗志田、李学智、夏明方、朱浒、杨剑利等人,对柯文著作都有颇为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各位学者感受到的“引用率甚高”、“轰动、共鸣和推重”,是有坚实的经验基础的。且不说我们时常能在各种会议上听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毋庸置疑的肯定与强调,在各种论著中看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持续引用与讨论,即以数量众多的近代史研究生论文选题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以中外关系史、西学传播史为题的,明显地不如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受欢迎,因为前者更容易与“冲击-回应”模式相关联,而后者更易于从“在中国发现历史”角度去发挥。

对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本身的内容与评价,学界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介绍与评论,毋庸赘述。笔者想探究的是,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此书在中国的“轰动、共鸣和推重”,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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