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話因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而轉移。明清以來，尤其是清代中後期以北京方言為基礎而形成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逐漸形成，學習官話成為海外學習漢語的目的語。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積極向海外擴張，採取了加強與中國聯繫、向大陸發展的戰略。從亞洲形勢和明治政府的政治、外交動向上，日本看到了學習北京官話的重要性，因為迫切需要翻譯，於是，外務省設立了第一所專門的漢語學校“漢語學所”（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年成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校也講授漢語。而其它民間的漢語教育機構也
相繼誕生，如：“日清社”（１８６７）、“振亞社”（１８７８）“興亞會支那語學校”（１８８０）、“日清貿易研究所”（１８９０）、“東亞同文會”（１８９８）。從１８７７年（明治１０年）至１８８６年（明治１９年），轉入北京官話時期，向中國派遣了北京官話研習生，日本軍方直接涉足於漢語教育。（參見王順洪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日本明治時期的漢語教育直接受政府的操縱和影響，服務於政治和外交、商貿的需要。這一時期日本的漢語教學和漢語學習，從官方到民間，都轉向北京話口語。當時反映北京話口語的漢語教材是英國人威妥瑪主編的《語言自邇集》，因而，《語言自邇集》成為當時日本應急轉向期間的漢語課本。在《語言自邇集》的影響下，針對日本人學習漢語的需要，日本也陸續出版了一批截取或改編《語言自邇集》而成的中國語教材，如： 如廣部精《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１８７９，明治以後日本人自己編譯的第一部教材）、廣部精《總譯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１８８０）、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新校）語言自邇集》（１８８０）、宮島九成《參訂漢語問答篇日語解》（１８８０）、金子彌平等人編譯的《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１８８０）等。從學習、模仿《語言自邇集》到在中國漢語教師的幫助下自編翻譯北京話漢語教材，再到自編能適用於日本人學習的帶有日語注音注義的漢語教材。但整個框架始終沒有能突破《語言自邇集》的影響。真正突破《語言自邇集》的影響，適應於北京官話教學的新教材，是日本駐清朝公使館“學生譯員”吳啟太為主、鄭永邦為主輔編撰於“明治十四年十二月”所作的北京官話《官話指南》。
該書所作“凡例”，共十條，第一條就開宗明義：“余駐北京，學語言，三年於今，時延請師儒，賴其口講指畫，漸有所領悟，然不過滄海一粟耳。是編系平日課本，其中遺漏，指不勝屈。今印刷成書，只為初學計，遺笑大方，自知不免。”編者吳啟太、鄭永邦在京三年所學京語所用之“平日課本”已經不再依賴《語言自邇集》；而將“其中遺漏，指不勝屈”的平日課本“印刷成書”，目的是“只為初學計”，即解決缺乏日編北京官話教材這一燃眉之急。該書有黃裕壽、金國璞於光緒七年所作的序：“僕等觀是書而佩服深之，爰為之校對一番，並為之序，以述其顛末云。”該書的出版也標誌着明治時期日本的漢語教育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官話指南》初版，截止到昭和２０年（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６３年之間，先後再印或修訂竟達４５版之多。六角恒廣在《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中，對該書的版本曾有過詳=細的介紹，可參考。
如同《語言自邇集》一樣，（北京官話）《官話指南》不僅是明治時期日本人學習北京話口語的會話資料，也是當時其他類型在華人員學習北京官話的必用教材。正因為此，在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以北京官話《官話指南》為參照的修訂本、注釋本與翻譯本接踵而至，來華傳教士、從商或外交的人員不僅學習要北京官話，還要學習方言土語，故有與之對應的漢語方言對譯本，如滬語對譯本、粵語對譯本，也有北京官話與外文對譯本，有日文譯本、英文譯本、法文譯本和法譯本注釋本，以滿足不同國籍人員的不同學習目的。一本《官話指南》在清末民初海外漢語教育史上有過輝煌的歷史。為此我們輯錄其中的漢字文本（六種）成集，以饗讀者。
《官話指南》及其方言對譯本（六種）指《官話指南》兩種官話版及其四種方言改編版。其中北京官話版《官話指南》是母本，其他五種是在此基礎上的一句一句對應的改編子本，含南方官話改編本、上海話改編本、粵語改編本。下面一一介紹期版本源流及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