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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文课

王丽   绘:   译:  

  • 开本:16
  • 页数:324
  • 出版时间:2018-11
  • 书号:978-7-5444-8810-5
  • 定价:68.00
  • 丛书:
  • 品牌:
京东
内容简介

课改这么多年来,仍有很多小学语文老师上不好语文课,或者想上好语文课,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找不准努力的方向,摸不清语文课的脉搏。

本书的71位作者均是国内知名的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以深情、温暖的笔触,追忆个人早年母语教育的经历,勾勒出在新旧交替时期中*母语教育的生动图景,留下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作者在写自己亲历的母语教育的同时,也塑造了国文教师的群像。他们的音容笑貌、学识修养、风骨情操,透过学生的追忆跃然纸上,感染着我们,令我们肃然起敬,也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师”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相信本书可以给广大语文教师及家长带来启迪。

目 录

第一辑(1910 — 1919 年生)

香谷老师的教诲(何兹全)

有恒斋求学记(程千帆)

师恩似海(冯英子)

语文第一课(周汝昌)

我是吃过亏的(李普)

读书的回忆(陈从周)

我学语文的渠道(方成)

第二辑(1920 — 1929 年生)

我的奶师们(黄宗江)

楼上群书,楼下一指(舒芜)

在我起步的时候(徐开垒)

语文教学琐议(张良皋)

我所受过的语文教育(徐朔方)

我的读书(冯其庸)

笔与我(钟沛璋)

我的少年阅读经历(洪水平)

学习语文的体会(王运熙)

少年求学记(洪禹平)

私塾教育与我(敏泽)

杨振声先生与中小学国文教科书(文洁若)

我与国文课(牧惠)

我的语文老师们(庞朴)

茅檐旧雨 回梦春风(谢云)

我有过这样的老师(陈志华)

我怎样学的语文(陶世龙)

常忆常新(于漪)

第三辑(1930 — 1939 年生)

从“青年必读书”谈起(李国文)

课堂上的老师和课堂外的老师(朱正)

我怀念……(蔡钟翔)

微笑中的回忆(钱中文)

无尽的感激(谢冕)

往日的镜子(潘旭澜)

语文学习看戏始(阎纲)

小耗子,上灯台(梁从诫)

中学国文课琐忆(邵燕祥)

我的两位语文老师(蓝英年)

我童年的故事(韩少华)

乱七八糟学语文(黄一龙)

难忘语文课(韩兆琦)

我在二中学语文(杨乃济)

读书·作文·老师(程树榛)

我们当年学语文(王元骧)

润物细无声(曾昭奋)

青灯有味忆儿时(王充闾)

少年起步正当时(柳萌)

一缕温馨与痛楚的回忆(孙玉石)

培养兴趣(周先慎)

从认字块开始(吴中杰)

学园往事(林冠夫)

课内与课外(童庆炳)

一生之幸与痛(曾恬)

难忘启蒙师(王春瑜)

课堂教学以外(徐葆耕)

回首当年学语文(刘锡庆)

我这样学,我这样教(何镇邦)

语文老师的影响(杨永善)

语文课外的书(洪子诚)

听故事,乱翻书(陈四益)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母国政)

第四辑(1940 — 1949 年生)

文外求文(徐城北)

我的三位语文良师(赵仁珪)

中学文学课本的记忆碎片(王学泰)

语文课(赵园)

长明的烛光(卢晓蓉)

快乐时光(申力雯)

第五辑(1950 — 1959 年生)

小学语文课和青年时代读的书(孟繁华) 292

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教育(傅书华) 295

所谓语文(孙郁)

第六辑(1960 — 1969 年生)

稀里糊涂学语文(朱铁志)

信任的力量(杭间)

荒唐年代的语文课(王彬彬)

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毕飞宇)

跋:一个终于了却的心愿

附录:约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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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71位当代名家,以深情、温暖的笔触,追忆个人早年母语教育的经历。这些文字,是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认真总结和回顾,也为新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如何继承传统、面向未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眼下,我生长的江南正是“芳草鲜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眼前的美景让这些借由中小学语文课本进入我们记忆的词语,又一次被激活。

就在这样一个季节,由我主编并于2002 年出版的《我们怎样学语文》,改名为《我们的语文课》,又一次再版。作为此书的编者,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作序了。此书曾于2007 年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再版,改名为《名家谈语文学习》,当时已有5 位作者辞世。而这一回,距离第一次出版已过去了16 年,书中的71 位作者,已有29 位不在人世了。其中最年长者是出生于1911 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生,最年轻者是出生于1960 年的《求是》杂志原副总编朱铁志先生。看着目录中这一长行已逝作者的名字,想起当年他们的慷慨赐稿和那一张张亲切诚挚的面容,心中怎能不怃然!不过,转念一想:他们的情感、思想、经历,经由他们的文字,得以长留人间,惠及后世。念及此,又不能不悲欣交集。

这次再版,增加了一篇洪水平先生的《我的少年阅读经历》。另外,在目录编排上,重新按照作者的出生年份进行排序,从1910年始,到1969 年止,以10 年为一段,60 年共分六辑。每辑前面,均加了辑封文字,简要说明其时代背景和语文课特点,以反映百年间中国语文教育演变之历史轨迹,同时与每辑中的文章相呼应,即相当于“文史互证”,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

本书71 位作者中,出生于20 世纪20 年代与30 年代的居多,共计51 位,占总人数的一多半。这些作者均于民国时期完成中小学教育。我因为这本书的约稿,有幸与他们相识,得以亲炙他们的风仪。他们以深情、温暖的笔触,追忆个人早年母语教育的经历,勾勒出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母语教育的生动图景,留下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民国教育的最后一批亲历者。因此,他们写下的这些“命题作文”(他们当年这样戏称我的约稿),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而在我看来,这本书还有一层价值。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是缺乏信仰的。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地、君、亲、师”即是信仰。“师”是与“天、地、君、亲”并提的。中国人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在西方文化中,差不多只有牧师可以相比。这本书中的不少文章,作者在写自己亲历的母语教育的同时,也塑造了国文教师的群像。他们的音容笑貌、学识修养、风骨情操,透过学生的追忆跃然纸上,感染着我们,令我们肃然起敬,也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师”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一些篇目中,也有作者对自己语文学习的反思。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先生说:“至今回想起来,我深深地感到内疚。对我这样一个终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缺乏国学基础,缺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缺乏对我国精练的语言文字的认识,已成为我这一生难以弥补的缺憾。”而著作等身的冯其庸先生则感叹:“如果能给我加一倍年寿的话,我一定从现在开始从头学起,以前学的,实在太少太浅了!我感到中国的学问实在太深太广了,如果真的让我再从头学起的话,现在我可能知道该如何学习了!”那时冯先生已经77 岁了。其情其言,怎不令我后辈羞赧!

当年编此书时,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刚刚启动,很多作者对当时的语文教育现状表达了深切的忧虑。16 年过去了,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包括一批批先后参与语文课程改革的学者、教师,中国语文教育已开始慢慢步入“正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继承传统,开放创新,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通过中小学语文课本,成为哺育下一代成长的精神养料。这也是当年许多作者的殷切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重新出版这本书,无疑有新的意义。而作为此书的编者,当我重读这一篇篇温热的、发自肺腑的、至情至性的文字时,还是时不时地眼睛湿润。再次向当年应约赐稿的作者致谢,并借用出生于1895 年,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教育家王森然先生的话来做结。

人们承受古代文化而发展为现代文化,又将现代文化传达后代,便是社会生命的寄托。未来社会之创进,正赖于人们现在的努力。所有新人生的启示与指导,理想世界的显现,非有语文之传达,何由表布?故知社会生命的永久与否,全基于此。

王丽

2018 年3 月26 日于浙江省乐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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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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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精彩书摘


香谷老师的教诲

何兹全 1911 年生,山东省菏泽市人。1950 年从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史(隋唐以前)、汉唐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

我幼年时,我的家乡(山东菏泽)有两位教育家,当时在全省都是有名的,一位是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的校监葛像一老师,一位是南华学校校长曹兰亭 —— 香谷老师。两所学校,都在菏泽城里。我高小(小学五、六年级)是在南华学校读的,中学是在第六中学读的,两位老师都教过我,都是我的老师。我现在想说说香谷老师。

菏泽当时交通不便,比较闭塞、落后,但香谷老师却能接受新思想,有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菏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追悼会就是在南华学校大礼堂前的大操场上举行的。香谷老师是主要组织者。这之后,好几位南华学校的毕业生跑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他们后来有的加入了国民党,有的加入了共产党。

高小学生大都住校,不住校的也很早就到校。大冬天,天不亮,香谷老师就吹哨子把我们叫起来,跟着他在校园里跑步。我们一面跑一面睡,你撞我、我碰你。路两旁挖了些植树的小坑,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摔到土坑里去,摔得又哭又笑。

跑完步,天已大亮,香谷老师就把我们召集在大礼堂前。他在礼堂外的明柱上面挂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一句句、一段段古圣先贤的话,有孔子的、孟子的、文天祥的,等等。香谷老师一句一句地给我们讲解,还连带着讲人、讲事、讲历史,并要求我们背诵。所谓“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品德教育。有才无德,才越高,对社会危害越大。香谷老师是能教书育人的。香谷老师每天跟我们讲的话,对我一生做人、做事都有很大影响。下面举几句话做例子。

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②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

③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第一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是一种积极的友爱互助精神。这种高尚的团结互助的精神,今天还是需要的。同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宽恕精神。

第二句“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说的是在困难、危险面前,要站得住,不动摇,不低头。这种精神,每个人都应该有。

第三句“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说的是事情来了,应该怎么办,要自己拿主意、做决定。拿主意、做决定之前,先要慎重考虑,深思熟虑,此之谓“审”。别人说好说坏,由他去说,不要动摇。我们今天要略做补充的是:别人的意见,要考虑;好的意见,要尽可能吸收。但“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这句话的精神,是说遇事要自己认真考虑,拿出主意、决断,不要遇事犹豫不决,听了别人的意见就动摇。“得失安之于数”,则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数”有点“命定”的味道。我想不要这样来理解。“安之于数”,也可以理解为安之于客观实际,不要强求,更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强争。如此理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还是可取的做事之道。

小学生理解力不高。听香谷老师给我们讲解古圣先贤的这些话时,理解不深,有的甚至不理解。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坎坷,遇到陷阱,遇到不幸,才慢慢对老师的教诲有了体会、理解,对老师的怀念也随年龄的增长、随岁月的变迁而加深。

香谷老师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

楼上群书,楼下一指

舒芜 1922 年生,安徽省桐城市人。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主要著作有《说梦录》《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回归五四》等。

王丽女士出题目,要我谈谈读中学时学语文的经验。我读过三年初中、一年半高中,教过几年中学语文,经验似乎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又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这绝对不是说,我的语文老师没有学问,或者不善教学;正相反,有学问、善教学的很多,在思想,特别是文化、文艺思想上,给我终生难忘之教益的很有几位,例如初中的吴步尹老师、高中的王气钟老师,我在别的文章里都回忆和感谢过。也绝对不是说,我教过的学生都不成材、不成器;聪明俊秀、卓然有成的,相当不少。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我自己听语文老师讲课,根本不大用心。我教中学语文,虽然也很想教好,却始终没有摸索到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不可以说,语文这东西,大概根本不是单靠老师讲课就能够教得好,不是单靠写语文作业就能够学得好的呢?那么怎么交卷呢?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一句老话:要想学好语文,得在课外多读书。

我幼年时,家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装了许多新文学书,数量似乎不少。现在经过岁月淘洗,记忆已经零落不全,忘不了的还有鲁迅的《彷徨》《朝花夕拾》《伪自由书》,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谈龙集》,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落叶》和他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宗白华、田汉、郭沫若合著的《三叶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春水》,陈衡哲的《小雨点》,梁实秋译的《彼得·潘》和他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等。此外还有三四期《新月》杂志、十来期《东方杂志》、二十来期《小说月报》。这些书是谁的,当时根本想不到要问一问,后来推想大概是大哥(堂兄)方玮德的。他是新月派诗人中的后起之秀,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新月派的书。书柜里还有不少少年儿童读物,除上面说过的《彼得·潘》之外,翻译的还有《木偶奇遇记》《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小妇人》,创作的有叶圣陶的《稻草人》,中学生辅导读物有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这一类大概是母亲专门买给我的。还有《中学生》杂志,则是订阅的。

我守着这个书柜,翻来覆去看这些书刊,大多是在十二岁之前读家塾的时候。家塾里读的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等。课外,我七岁时读了《三国演义》,接着照例读了《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是进高中才读的),等等,往往也废寝忘食,实际无非看故事、找热闹,谈不上文艺欣赏。能够把我初步引到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去的,还是小书柜里的那些书。当时读了最受用的是《文心》,它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讲中学语文知识,生动有趣,能把当时中学程度的少年引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口,窥见门内的宫室之美,萌生探寻的兴趣,这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我还认为它是好书,未知有什么后来居上的书能够代替它的。《中学生》杂志也办得好,上面有名家之作,也有“中学生园地”,使读者有亲切之感。当时常见一位署名为“苏州建华女中彭雪珍”的女学生的作品,她就是后来的名记者子岗。

影响更长远的,还是那些新文学书。现在回想,那个小书柜里其实已经包括了中国新文学几大流派的精要。我在进初中之前就能时时亲近这些、熟悉这些,受到新的文艺空气的熏陶,是一大幸事。如果那些书确实是玮德大哥留在那里的,那就是他给我的无言之教,他是我要永远感谢的第一个无言之师。我把那些书读来读去,没有任何人从旁指教,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了鲁迅、周作人。别的书,包括少年儿童读物,顶多读两三遍,只有鲁迅、周作人的几本书 ——《彷徨》《朝花夕拾》《伪自由书》《自己的园地》《谈龙集》,不知反复阅读过多少遍。这几本书的封面、装帧、版式、纸张等,我无不熟而又熟,闭目如见;特别是那毛边装订,觉得非常好看,觉得这两位作家的书就该这样装订,似乎别的作家的书还够不上用这个规格。今天来看,他们两位的书,天晓得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读懂多少。可是当时,我在似懂非懂之中,偏偏就感受到一种魔力吸引,反而增加了非探求不可的兴趣。至今我以八十之年,回顾平生,舛误颇多,只有儿童时期一下子就选定的这两位作家,恰恰是中国新文学的并峙双峰,没有选错,当然至今还是远不敢说已经完全读懂。

1934 年我12 岁,进了桐城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这是我唯一完整读过的学校,后来在别的高中断断续续只读到高二。初中三年里,第一个国文老师殷善夫先生,是县里著名的国文老师。他完全是旧派,只教文言文,写作文也只许用文言文。但是他选讲的文言文,也是当时一般中学常讲的,都是《开明活页文选》里面有的。开明书店发行“活页文选”这个办法实在好,我们领到的每一篇国文课文,都是白纸铅印,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而不是纸张粗糙、字迹模糊的油印品,这就增加了学习的兴趣。可是,我很对不起殷老师,我对他的课始终没有怎么用心学,大概凭着先前家塾里读写的经验,可以应付得过去就行,我看重的还是课外阅读。

这里我要深深感谢当时桐城中学的图书管理员章昂霄先生。每次课间休息时,我都飞快地跑上图书楼,章昂霄先生允许我进入书库,随意翻看,借出去也不限册数和日期,实际上我总是很快看完来换新的。桐城中学当时的藏书很可观,凡是20 世纪30 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二流的中国新文学作品和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后来遇到人说起的,我大概都在母校那个藏书楼上读过、见过。章昂霄先生的桐城东乡口音至今仿佛尚在耳边,实际上他的话不多,经常只是以亲切的鼓励的笑容,默默地欢迎我这个热心的读者,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我以方便,而且显然赞同我的阅读方向和途径。如果他不是这样,或者是拘泥于通常规则的别人,课间休息10 分钟我又能看到什么?每次只能借一两本,又怎能满足我当时“生吞活剥”的阅读速度?如果说玮德大哥是第一个用书来教育我的无言之师,章昂霄先生便是第二个用书来教育我的无言之师。可惜毕业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得不到章昂霄先生的任何消息;前几年才从桐城中学校史材料上看见,他是本校毕业,由本校送到某个图书管理专业学校深造的,才算是知道一点他的来历。更可惜 —— 不,该说痛心的是,听说在“文革”中,桐城中学的所有藏书都被作为“四旧”烧掉了,堆在大操场上,整整烧了三天。从我读书时到“文革”,又有三十多年,母校藏书当然又添了许多,其中包含章昂霄先生精心管理、我热心借读的,就这么不复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一点痕迹了。每念及此,隐隐感到撕心裂肺之痛。

我1936 年升入三年级,国文老师换成了吴步尹先生。听说他是北京大学(不知确切不确切,反正肯定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的,是新派。他讲授过哪些白话文,记不清了,只记得课外我爱去他的宿舍,每天从家里一到校,第一处就要去他的宿舍谈一阵。他的宿舍正在图书楼下面。我最爱听他谈鲁迅、周作人。他说,他到过周作人家,书室内如何如何充满文化趣味,令我神往。1936 年10 月,大约21 日或者22 日,我一早到学校,照例到吴老师宿舍去。他不像平日一样微笑相迎,而是阴沉着脸,一语不发。我有些惶惑,他默默地向桌上的《皖报》一指。我赶紧看去,赫然一条新闻的标题 ——“ 文豪鲁迅,在沪逝世”,这使我震惊。接着吴老师讲了鲁迅不可代替的伟大意义,话不多,而他那沉痛的一指,永远留在我心目中,指引我终生的方向,其中包括我在语文学习上的方向。

现在如果说我的作文还算通顺,完全是读鲁迅、周作人的书得到的教益。我在母校桐城中学学到的东西,包括学习语文的最主要经验,恐怕也就可以用“图书楼上的群书,图书楼下的一指”来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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