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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三版)

[美]默里•莱文(Murray Levine) 道格拉斯•D. 珀金斯(Douglas D. Perkins) 戴维•V. 珀金斯(David V. Perkins)   绘:   译:杨莉萍  

  • 开本:16
  • 页数:440
  • 出版时间:2018-10
  • 书号:978-7-5444-8763-4
  • 定价:78.00
  • 丛书:
  • 品牌:
京东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社区心理学教授默里·莱文,道格拉斯·D. 珀金斯和戴维·V. 珀金斯合作撰写、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一部高质量的社区心理学教科书,现在引进的是2005年出版的第三版。全书由包括社区心理学的起源、理论和应用三大部分,包括导言、13章内容,包括社区心理学概述,生活是一场肥皂剧,社区心理学的起源,社区心理学的概念路线图,生态学类比,环境的五种心理学构念,标签理论,适应、危机、应付与支持,预防,自助小组,变革的问题,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社区发展等。本书是目前美国大学社区心理学课程*常用教材之一。更新和补充后的《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三版)》包含了该领域*新的文献、实证研究、问题和实践,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政策争议。

新版仍保留了第二版的基本架构--对于社区心理健康和社区心理学范围内不同主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行整合--但删减了某些晦涩难懂的术语,提高了语言表述的清晰度。它采取生态学的视角,将问题置于当前和历史的语境中,以压力、应对和社会支持模型作为整合性框架,对社区心理健康实践、预防、自助和社区行动进行分析。

本书适合作为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专业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课程教材使用。


目 录
引 言
社区心理学概述
社区心理学是什么
社区心理学不是什么
社区心理学原理
各章内容的组织


第一部分 社区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章
生活是一出肥皂剧
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与流行率
机构收容人口
精神卫生门诊医疗
酒精滥用与药物滥用
犯罪行为与受害人
儿童与青少年问题
医疗问题与慢性病
专栏1-1 对健康问题的心理社会适应:生殖器疱疹案例
天灾人祸
婚姻和生育
离婚
经济与就业
闲暇时间与价值变迁
美国社会的孤独感
专业医疗资源的有限性
医疗模式的问题

本章小结

第二章
社区心理学之发端
心理卫生保健在福利制度中的产生
社区心理卫生运动
从社区心理卫生运动到社区心理学
应用社会心理学与反贫困之战的影响
社区心理卫生运动的主要议题
去机构化
专栏2-1 无家可归者
住院医疗的社区替代方案
专栏2-2 有力的社区支持
少数民族和其他服务不足群体
儿童与青少年

本章小结


第二部分 社区心理学的理论

第三章
一张社区心理学的概念路线图
多伦温德模型
压力性生活事件
人与环境
结果
专栏3-1 贫穷、失业与社会问题
基于多伦温德模型的干预机会
危机干预
强化心理调节的干预
强化情境调节的干预
诱发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人心理特点
增大压力性事件发生风险的情境
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预防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生态学类比
生态学作为一种范式
范式转换
专栏4-1 生态学视角的社区研究
对于研究事业的意义
生态学原理
相互依存
资源流通
适应
专栏4-2 比利时吉尔的行为环境适应
自然演替
专栏4-3 中国香港养老住宅产业的繁荣
心理卫生与司法
司法作为生态学类比中的一个因素
适应司法变革
专栏4-4 儿童保护法变革的意外后果
生态学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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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同于其他心理学书籍仅仅告诉读者心理学是什么,《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三版)还告诉每一位阅读此书的人,心理学研究能够和应该怎样改善我们的生活,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解决问题”是这本图书的核心。无论你是学生、心理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者,只要你是社会的一员,只要你属于某一社区,你就有必要翻开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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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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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精彩书摘

耻辱印记

造成偏常生涯的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附着在精神病人或康复者身上的耻辱印记(参见Goffman,1963)。依照舍夫的观点,病人出院回归社区后,曾经是精神病人的耻辱印记会一直伴随着他(或她),就业也因此受到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很多人会根据精神病病史来解释他们现在的行为。当自己的身份受到质疑时,他(或她)会感到很不舒服,而这种不安刚好为对方提供了证据,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入院治疗,因为他(或她)从未完全祛除社会身份的污点。精神疾病所附带的耻辱印记让出院病人长期处在污名化的角色中,从而创造出生涯偏常者(careerdeviant)或慢性精神病人的角色。舍夫和戈夫围绕污名对慢性失能的影响作用有过激烈争论。舍夫的标签理论强调这一点,而戈夫相信,人们对精神病康复者的行为反应主要还是基于精神病康复者当前的行为表现。

早些时候,对于曾经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除了非正式的约束,他们还会被强加很多正式的社会制裁,他们的自由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被确诊的精神病人,不管其能力如何,都会被吊销驾照,不能签订商品和服务合同,被禁止结婚,没有资格服兵役。近些时候,残疾人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Levy,Rubenstein,Ennis,&Friedman,1996;Stefan,2001)。除精神残疾之外,职业和社会性的耻辱印记会带来同样的后果。曾经坐过牢的人携带着类似的耻辱印记。被判刑的成年人会比青少年受到更多的轻蔑。豪厄尔(Howell,1996)的研究发现,以成年人身份被定罪并在监狱服刑的青少年与那些接受未成年人司法系统惩罚的青少年相比具有更高的再犯率。在精神康复病人权益保护者看来,耻辱印记是康复病人重新适应社区最大的障碍。

标签理论认为,耻辱印记使人长期难以摆脱精神病人的角色。重要他人总是根据自己对病人过往经历的了解来解释对方的行为。甚至在病人完全康复之后,其生气、厌恶、争论、喜怒无常或者失败仍有可能被解读为精神障碍的持续表现,或者是又一次发病的前期症状。回想罗森汉(Rosenhan,1973)的研究报告,假扮病人正常的行为也被医护人员解释成病态的,并在病例中作为心理障碍的症状被记录。出于无聊而踱步被描述成焦虑,为了研究而记笔记被认定为强迫性写作。甚至在假扮病人出院以后,以前的诊断仍然留存,假扮病人在病情缓解期一直携带着“慢性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借用戈夫曼(Goffman,1963)的话说,病人的社会身份彻底“被毁了”(spoiled)。

如果我们对污名化的影响有任何质疑,只需回顾参议员伊格尔顿(ThomasEagleton)的例子。在1972年的竞选中,伊格尔顿被爆出许多年前曾接受过抑郁性精神障碍(depressivedisorder)的治疗。随后他被取消了副总统的候选资格。尽管在治疗事件发生之后,他已经在公共领导职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了许多年,发挥了显著作用,但精神障碍的耻辱印记仍然让他失去了竞选副总统的资格。

不只是公众人物受到伤害。我们有一位心理治疗师曾经为一名大约14岁的男孩提供心理治疗,这个男孩有关成长的问题比别人多一些。若干年后,这个年轻人加入了海军。他顺利完成了基础和专业训练,并在各方面表现优秀。又过了几年,他得到了晋升的机会,海军需要对他的档案进行安全审查。一名海军情报官员联系了他的治疗师,想了解这个男孩几年前接受治疗的原因和性质。

耻辱印记和普通人的生活同样相关。在爱渠危机(theLoveCanalcrisis)爆发初期,蓝领家庭主动回避那些赶到事发地点给予帮助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他们拒绝填写贴有心理健康标签的表格,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紧张的情绪,而是他们担心,如果自己接受帮助的话,邻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想说的是:“我不是疯子!”(Gibbs,1983)。

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标签也有可能带来耻辱印记。法学教授斯凯尔斯特伦特(Judy ScalesTrent)是非裔美国人,她的肤色比较浅,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白种人。她讲述了许多人在得知她是非裔美国人后对她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ScalesTrent,1995)。

耻辱印记是导致生涯偏常最强有力的因素吗?某机构通过田野调查和测量研究表明,最近这些年,美国人对精神障碍患者正变得越来越宽容。这类研究通常首先简单描述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然后使用量表测量社会距离。量表会询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你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人住在你的社区吗?你愿意和这个人一起工作吗?你会把自己家的某个房间出租给这个人居住吗?你愿意这个人和你的家人结婚吗?

采用这些方法研究所报告的结果并不一致(Socall& Holtgraves,1992)。大部分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收集数据。其中一类研究,使用人物简介来描述病人,要求被试以纸笔测验的形式完成社会距离量表(SocialDistanceScale)。另一类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先假设有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再询问被试对病人的态度。来自医疗背景或结构的研究人员倾向于使用面对面访谈,利用假设的精神障碍患者作为刺激,结果发现,公众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正在改善。而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喜欢使用自我报告问卷,这些研究一贯报告被试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消极态度(Roessler,Salize,& Voges,1995;Socall& Holtgraves,1992)。因此,有关公众态度或乐观或悲观的报告与其说是公众态度的真实反映,不如说是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者所接受的不同训练的产物(Tebes,1983)。

仅从态度水平上看,至少根据量表分数和自我报告,对智障患者的耻辱印记可能已经由早些年的高水平有所下降(Skinner,Berry,Griffith,& Byers,1995)。由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美国精神病患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Ill)(参见本书第九章)领导的以减少精神病患者的耻辱印记为目的的公共教育运动对此功不可没。我们对人们表达出来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有关精神疾病问题的公共教育可能影响了人们愿意在问卷上填写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总是和他们表达出的态度完全一致。

有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的家人与一般民众相比对精神疾病有着更多的宽容。虽然如此,家庭成员仍可能会出于个人考虑隐瞒有家人曾经住院治疗的历史。泰贝斯

(Tebes,1983)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经常减少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访问频率,并且许多家人不愿意接受患者回归家庭。由耻辱印记造成的排斥和与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压力很难清楚地区分开。泰贝斯认为,家人之所以排斥精神病人,主要是因为照料病人会带来身体、经济和心理等多方面的负担。这种解释比强调由耻辱印记造成的排斥似乎更为合理。

那些潜在的邻居、雇主、房东和其他与患者打交道的人的处境与家庭成员有所不同。许多诉讼案件反对分区条例(zoningordinances),即把收容智力残疾人的团体之家(grouphomes)赶出居民区。(美国最高法院在1985年就判过这样一个案子:得克萨斯州克利伯恩市诉克利伯恩生活中心;CityofCleburne,Texasv.CleburneLivingCenter,1985。)分区条例的存在反映了社区居民的态度。人们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害怕自己的房地产贬值,但这些害怕似乎被过于夸大了。

就拿智力缺陷患者来说,研究表明,团体之家的存在根本没有或很少能够影响到附近房地产的价格(Wiener,Anderson,& Nietupski,1982)。研究同样表明,住在团体之家的智力缺陷患者和警察打交道的概率远远低于社区普通居民和警察接触的频率(Uhl&Levine,1990)。每当要在一个社区建立团体之家的时候,听到的几乎全是社区反对的声音。建设团体之家的计划很可能因为本地人的反对而搁浅。但是,一旦团体之家建设起来,后续追踪研究表明,邻居们不久之后就会对它变得积极,或者不再关心这件事。假设团体之家的建设真的产生了不良后果,那么,邻里的反对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因此,最初的态度看似带有偏见,却是基于耻辱印记,而不是以建设团体之家可能带来的真实性后果为依据的。

雇主可能会给有精神病史的雇员贴上耻辱印记,从而使得病人康复之后难以获得工作。布兰德和克莱伯恩(Brand& Claiborn,1976)安排四名本科生和两名研究生去应征零售业岗位的空缺。每个学生参加了六次面试。其中,在两次面试中,学生提出自己作为肺结核康复病人的经历,两次面试他们说自己是刑满释放的犯人,另外两次面试,他们把自己描述成精神病康复者。研究者对这些研究助手的衣着言行进行训练,使它们和每种角色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前肺结核病人获得工作的概率达到75%,而那些自称是刑满释放犯或精神病康复者的学生获得工作的机会为58%。这表明,虽然雇主有可能雇用精神病康复者去做某些工作,但是在作雇用决定的时候,他们仍然会遇到某些阻碍,尽管这种阻碍并不会比刑满释放犯遭遇的更糟糕。在这项实验中,研究助手应聘的岗位都属于入门级的工作。如果再做重复实验,提供需承担更多责任的岗位,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舍夫的模型应该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偏常。

格布哈特和莱文(Gebhard&Levine,1985)编造已被雇用者的简历,然后问学习管理的学生,他们是否会提拔这些简历中描述的雇员到某个责任更加重大的岗位。在第一份简历中,雇员被描述三年前曾因为胆囊手术而失去工作;在第二份简历中,雇员被描述成曾因酗酒而失去工作;在第三份简历中,雇员同样被描述成曾因酗酒失去工作,但现在已加入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sAnonymous)。除了这些,三份简历中的其他内容完全相同。结果表明,酗酒者的标签显著减少了雇员获得晋升的机会,即使简历上显示他有着良好的工作表现,并且最近三年都没有发生酗酒问题。这个研究原本假设加入嗜酒者互诫协会有助于消除污名,但该假设最终并未得到证实。

康复病人的社会关系会受到标签效应的影响。佩奇(Page___________,1977,1983)打电话给那些在地方日报刊登房屋出租广告的房东。如果打电话的人承认自己曾经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房东就会立刻丧失积极性。在其中一个研究中,打电话的人仅仅是口吃,但这一事实便已经足以减少对方积极回复电话的可能性(积极回复电话是指告知还有房间可以出租,并且鼓励来电者预约时间去看房子)。换句话说,任何偏常状态都会造成耻辱印记,从而减少偏常者获得积极回应的机会。

佩奇(Tebes,1983,pp.70—71)回顾了大量对污名化效应的田野和实验室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

对标签效应的研究显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被贴上精神障碍标签的人和周围对此作出反应的人,其双方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受到标签贬低作用的显著影响。这种作用使得被标记者感到被拒绝。一方面,未被标记的社会参与者通常知道对方曾经偏常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被标记的人预期自己会受到他人的排斥和/或者回避,当被标记的人是男性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康复病人相信,周围人了解自己偏常的历史,他可能会主动疏远别人,而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就容易诱发拒绝,使问题进一步加重。很显然,只要有可能,精神病康复者就会尽量隐瞒自己的身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戈夫曼(Goffman,1963)所说,这样做本身需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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